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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是指古代連接中國和西方及其他地區(qū)的商業(yè)道路，包括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些道路主要用于運輸絲綢和其他商品，因此得名。絲綢之路對于中西方的文化和經(jīng)濟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沿途分布著許多古城、沙漠、綠洲和山脈等景觀。今天，絲綢之路已經(jīng)成為一個旅游景點，吸引著眾多游客前往探索其歷史和文化。絲綢之路
古代連接中西方的商道
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簡稱絲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基本信息
中文名
絲綢之路
外文名
The Silk Road
拼音
sī chóu zhī lù
定義
最早最重要的東西方文明交流通道
起點
長安（西漢），洛陽（東漢）
高峰時期
漢、唐、宋、元、明
文保級別
開創(chuàng)期
終點
世遺名
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
絲路歷史
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但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jīng)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絲綢之路”名稱是德國學者的“發(fā)明”。
19世紀末，德國地質(zhì)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mào)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并正式運用。其后，德國歷史學家郝爾曼在20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nèi)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jīng)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mào)易交往的通道。
傳統(tǒng)的絲綢之路，起自中國古代都城長安，經(jīng)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440公里。這條路被認為是連結(jié)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數(shù)千年來，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學術考察者沿著絲綢之路四處活動。
隨著時代發(fā)展，絲綢之路成為古代中國與西方所有政治經(jīng)濟文化往來通道的統(tǒng)稱。有西漢張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有長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明朝還有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fā)，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mào)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西漢
先秦時期，連接中國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經(jīng)存在，絲綢正式西傳始于西漢通西域，絲綢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漢張騫鑿空。這個時期，絲綢的傳播源、傳播的目的地、傳播的路線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據(jù)可查，傳播的數(shù)量也非常大，東西方是有計劃、甚至是有組織的進行絲綢貿(mào)易，所以絲綢之路真正開辟于西漢武帝時期。
張騫出使西域圖
西漢時，陽關和玉門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的地方，稱作西域。西漢初期，聯(lián)絡東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漢武帝時，中原始與西域相通，開始加強對西域的經(jīng)略。西域本三十六個國，后來分裂至五十多個，都位于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漢武帝聽說被匈奴侵犯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聯(lián)絡他們東西夾攻匈奴。陜西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率領100余人向西域進發(fā)，途中被匈奴俘獲，滯留了10年，終于尋機逃脫，西行數(shù)十日到達大宛。這時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繼續(xù)西遷，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適逢匈奴單于死，國內(nèi)大亂，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趁機回到大漢，受到漢武帝的熱情接待，被封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達10余年，雖未達到目的，但獲得了大量西域的資料，史學家司馬遷稱張騫此行為“鑿空”。
張騫歸國后，漢武帝曾遣使探求通過羅馬開辟一條不經(jīng)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后來漢軍擊敗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區(qū)，打通了西漢與西域之間的通道。霍去病在祁連山大破匈奴后，張騫建議聯(lián)絡西域強國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并與西域各國聯(lián)系。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返抵長安，被張騫派往西域其他國家的副使也陸續(xù)回國。烏孫使者見大漢人眾富厚，回國歸報后烏孫漸漸與大漢交往密切，其后數(shù)年，張騫通使大夏，從此，西漢與西北諸國開始聯(lián)系頻繁起來，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漢武帝以軍功封其為博望侯。
但是，西域諸國仍未完全擺脫匈奴的控制，樓蘭、車師等國在匈奴的策動下，經(jīng)常劫掠西漢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隊。為了確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漢將王恢率騎兵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擊破車師。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漢又與烏孫王和親，聯(lián)合挾制匈奴。同時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優(yōu)秀馬種汗血馬，漢武帝派李廣利領兵數(shù)次進攻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價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漢在西域的聲威大振，確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至此暢通。
絲綢之路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眾投降，西漢政府取得了對匈奴戰(zhàn)爭的最終勝利，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這是中央王朝在蔥嶺以東，今巴爾喀什湖以南廣大地區(qū)正式設置行政機構(gòu)的開端。從此，今新疆地區(qū)開始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置常駐官員，派士卒屯田，設校尉統(tǒng)領保護，使?jié)h族同新疆少數(shù)民族交往更加密切。漢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為標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從西漢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時代。
佛教第一次傳入中國，也始于絲綢之路。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在帝都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jīng)》。從此佛教正式開始傳入中國，史稱這一佛教初傳歷史標志為“伊存授經(jīng)”。1998年正因為如此，經(jīng)過中央有關部門的批準，中國佛教協(xié)會和中國宗教學會舉行了各種形式的“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活動”。
東漢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隨從大將軍竇固出擊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使鄯善為之震服。之后他又說服于闐，歸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絕58年絲綢之路，并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班超在西域經(jīng)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nèi)地的聯(lián)系。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條支海（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攔，雖未能實現(xiàn)，但這是首次突破安息國的阻攔，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再次打通已經(jīng)衰落的絲綢之路。
魏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不斷發(fā)展，主要有西北絲綢之路（又叫綠洲絲綢之路或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條。它具有由兩漢到隋唐的過渡性、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發(fā)展、南北兩政權(quán)同時與西域頻繁交往三方面的特點。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波斯與統(tǒng)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lián)系。從這時開始，直到正光三年（522年），《魏書》本紀記載了十個波斯使團，前五次應當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國帶來了玻璃制品工藝，后五次到達的則是493年遷都后的洛陽。
神龜元年（518年），宋云與比丘惠生，由洛陽出發(fā)，沿“絲綢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經(jīng)。正光三年（522年）宋云、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陽，取回大乘經(jīng)典170部，豐富了中國的佛教文化。
波斯的使者也順著絲綢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國遣使獻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獻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經(jīng)吐谷渾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順長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這一時期，中西之間的交流主要體現(xiàn)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方面。這種交流，在政治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聯(lián)系與交流；在經(jīng)濟上，促進了雙方之間經(jīng)濟貿(mào)易、生產(chǎn)技術的交流；在文化上，促進了中國佛教的興盛和禮樂文化的發(fā)展。
隋代
隋代開皇九年（589年），隋王朝結(jié)束南北分裂，新興突厥族占領了西域至里海間廣大地區(qū)，今青海境吐谷渾也向河西走廊侵擾，中國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間交往受到不少阻礙。但隋與絲綢之路各國民族之間關系，仍愈來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張掖互市，煬帝曾派裴矩專管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禮吸引他們到內(nèi)地，使其往來相繼。《隋書·西域傳》序記載：侍御史韋節(jié)，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番諸國，至罽賓（今塔什干附近），得瑪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經(jīng)，史國得歌舞教練，獅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躍起來。
唐代
絲綢之路交往的繁榮鼎盛時期，是繼隋而建立的強大的唐朝。
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吐谷渾，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李治又滅西突厥，設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大唐帝國疆域，東起朝鮮海濱，西至達昌水（阿姆河，一說底格里斯河），是當時世界第一發(fā)達強盛國家，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東西方通過絲綢之路，以大食帝國為橋梁，官方、民間都進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在絲綢之路東段，大漠南北與西域各國，修了很多支線通絲綢之路，亦稱“參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東羅馬帝國也不斷派使節(jié)到長安與中國相通。敦煌、陽關、玉門這些地方，成了當時“陸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國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島）、驃國（今緬甸），經(jīng)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與歐洲各國發(fā)生關系。當時廣州、泉州、劉家港（今上海吳淞口近處）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對外港口。史書記載廣州當時便有南海舶、昆侖舶、獅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躉船性的船塢。西方各國在陸上取道中亞、西域，沿途駝馬商旅不斷；海路則多由大食首都巴格達出波斯灣，幾乎每日都有船只遠涉重洋來到東方。
佛教自西漢哀帝時期傳入中國后，南北朝開始大行于中國，至隋唐時達到鼎盛。唐太宗時，高僧玄奘由絲綢之路經(jīng)中亞往印度取經(jīng)、講學，歷時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當時印度各國的政治、社會、風土人情，至今仍為印度學者研究印度中世紀歷史的頭等重要資料。他取回佛教經(jīng)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長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經(jīng)、譯經(jīng)。稍后，高僧義凈又由海道去印度，又歷時十六年，取回佛經(jīng)400部，所著《南海寄歸內(nèi)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向中國介紹了當時南亞各國的文化、生活情況。
景教（東正教）在唐初由東羅馬帝國傳入了中國。西安碑林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這一史實的實物見證。唐中期自波斯傳入的摩尼教（亦稱襖教、拜火教），中國化后稱為“明教”，深為不少勞動人民所信奉。唐宋后多次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都利用它的教義來組織貧苦農(nóng)民與封建統(tǒng)治者戰(zhàn)斗。中國的造紙術、盛唐時也傳入了大食帝國，不久便經(jīng)它傳入了歐洲各國。
唐代，東西方相互傳入和移植的東西很多，醫(yī)術、舞蹈、武學和一些著名動植物，都使雙方增加了不少視野。漢代將西方輸入的東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蘿卜等；唐代則習將它們名稱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灣珍珠）等。據(jù)《唐會典》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絲綢之路前來長安這個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國客人，數(shù)目皆以萬計，定居中國的，單廣州便以千計。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后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產(chǎn)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
經(jīng)過安史之亂后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qū)戰(zhàn)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chǎn)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遠行，絲綢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宋元時期
據(jù)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mào)易的，有歐洲商人、有西亞、中亞地區(qū)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元代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shù)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游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shù)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于此，百貨云集”。
在蒙元時期絲路暢通、歐亞大陸各種層次的經(jīng)濟交流駸駸興旺之際，作為東西方國際貿(mào)易樞紐或與國際貿(mào)易有密切關系的地區(qū)性，民族性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的一批貿(mào)易中心相應形成和發(fā)展。元代中外史籍幾乎都記述了元大都作為東方國際貿(mào)易中心的無可爭議的地位。這里“各國商賈輻輳，百貨云集”。《馬可·波羅游記》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mào)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里出售的商品數(shù)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國境內(nèi)絲路重要商鎮(zhèn)還有可失哈耳（喀什噶爾），這里的紡織品“由國內(nèi)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肅州，這里附近“山上出產(chǎn)的一種質(zhì)量非常好的大黃。別處的商人都來這里采購，然后行銷世界各地”。另外還有別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元代絲綢之路的交往目的發(fā)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從側(cè)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
明代
一幅繪制于明代中葉嘉靖年的《絲路山水地圖》，明晰地注明了“絲綢之路”上多達兩百余個地點的名稱，且以山水畫形式完成，還以精湛畫功再現(xiàn)了沿途城池、山川的恢弘氣勢。《絲路山水地圖》極為儒雅、貼切，很可能是明代的原名。而圖上所繪從嘉峪關出發(fā)，取道苦峪城西行之路，正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
明朝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2017年04月20日，國家文物局正式確定廣州為明朝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牽頭城市，聯(lián)合南京、寧波、江門、陽江、北海、福州、漳州、莆田、麗水等城市進行明朝海上絲綢之路保護和申遺工作。
絲路重生
2013年9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fā)表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chuàng)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盛贊中哈傳統(tǒng)友好，全面闡述中國對中亞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政策，倡議用創(chuàng)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將其作為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yè)。
2014年國家級媒體共舉行了七次大規(guī)模的采訪報道活動：
2014年05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中國媒體絲路行”采訪活動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啟程。
2014年06月08日，新華社“新絲路·新夢想”采訪車隊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啟程。
2014年08月0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官重走絲綢之路”活動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成功舉辦。
2014年09月12日，國家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辦公室全國“網(wǎng)絡名人絲路行”在絲綢之路起點西安啟動。
海上絲路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武帝之時。從中國出發(fā)，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條由中國向東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東海航線，它在海上絲綢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關于漢代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派遣的使者和應募的商人出海貿(mào)易的航程說：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聞（今屬廣東）、合浦（今屬廣西）乘船出海，順中南半島東岸南行，經(jīng)五個月抵達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復沿中南半島的西岸北行，經(jīng)四個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盧（今泰國之佛統(tǒng)）。自此南下沿馬來半島東岸，經(jīng)二十余日駛抵湛離（今泰國之巴蜀），在此棄船登岸，橫越地峽，步行十余日，抵達夫首都盧（今緬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經(jīng)兩個多月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海岸之康契普臘姆）。回國時，由黃支南下至已不程國（今斯里蘭卡），然后向東直航，經(jīng)八個月駛抵馬六甲海峽，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島），最后再航行兩個多月，由皮宗駛達日南郡的象林縣境（治所在今越南維川縣南的茶蕎）。
宋代以后，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fā)和經(jīng)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fā)的海上航路日益發(fā)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mào)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漢末三國處于絲綢之路從陸地轉(zhuǎn)向海洋的承前啟后與海上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由于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zhàn)與海上交通的需要，孫吳積極發(fā)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制造有了很大進步，技術先進，規(guī)模也很大。在三國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權(quán)（東晉、宋、齊、梁、陳）也一直與北方對峙，也推動了造船、航海技術的發(fā)展，航海經(jīng)驗的積累為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魏晉以后，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廣州為起點，經(jīng)海南島東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島海面抵達南海諸國，再穿過馬六甲海峽，直駛印度洋、紅海、波斯灣，對外貿(mào)易涉及15個國家和地區(qū)，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
海上絲綢之路開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世紀至7世紀，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于西域戰(zhàn)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zhàn)爭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
到唐代，伴隨著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fā)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以及非洲大陸的航路紛紛開通并延伸，海上絲綢之路最終替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元朝在經(jīng)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mào)易，同中國貿(mào)易的國家和地區(qū)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性較強的外貿(mào)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也進入鼎盛時期。
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已擴展至全球，進入極盛時期。向西航行的鄭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組織的大規(guī)模航海活動，曾到達亞洲、非洲39個國家和地區(qū)，這對后來達·伽馬開辟歐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線，以及對麥哲倫的環(huán)球航行都具有先導作用。向東航行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1575年），由廣州起航，經(jīng)澳門出海，至菲律賓馬尼拉港，穿過海峽進入太平洋，東行至墨西哥西海岸。
明代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貿(mào)易比唐、宋兩代獲得更大的發(fā)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huán)貿(mào)易，并一直延續(xù)至鴉片戰(zhàn)爭前夕而不衰。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海權(quán)喪失，沿海口岸被迫開放，成為西方傾銷商品的市場。從此，海上絲路一蹶不振，進入了衰落期。這種狀況貫穿整個民國時期，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夕。
張騫出使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西域的使者、商人也紛紛東來。他們把中國的絲和紡織品，從長安通過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qū)，運往西亞，再轉(zhuǎn)運到歐洲，又把西域各國的奇珍異寶輸入中國內(nèi)地。這條溝通中西交通的陸上要道，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后，西漢的商人還常出海貿(mào)易，開辟了海上交通要道，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絲路地圖
明代絲綢之路巨幅地圖長卷，是一幅繪制于500多年前、貌似山水畫、實為《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的《蒙古山水地圖》手卷。此圖繪制了從明朝邊關嘉峪關出發(fā)，取道苦峪城（瓜州鎖陽城）、最后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的西行之路，精確細致地描繪有211個明代地名，涉及歐、亞、非三大洲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這一路線，正是明代絲綢之路的路線，反映了絲綢之路最后時期的輝煌，對于研究古絲綢之路具有重要意義。該圖由此堪稱“中世紀世界地圖”，也被稱為《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
南方絲路
南方陸上絲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于橫斷山區(qū)，又稱高山峽谷絲路。大約公元前4世紀，中原群雄割據(jù)，蜀地（今川西平原）與身毒間開辟了一條絲路，延續(xù)兩個多世紀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稱它為秘密絲路。直至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發(fā)現(xiàn)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轉(zhuǎn)販而來，他向漢武帝報告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漢武帝派張騫打通“蜀－身毒道”。先后從犍為（今宜賓）派人分5路尋跡。一路出駹（今茂汶），二路出徙（今天全），三路出莋（今漢源），四路出邛（今西昌），五路出僰（今宜賓西南）。使者分別在氏、莋、昆明受阻。漢武帝為征服西南夷，在長安西南鑿周長40里昆明池，習水軍以征伐，后由郭昌率數(shù)萬巴蜀兵平定西南夷，并分土置郡縣。
南方絲路由3條道組成，即靈關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絲路從成都出發(fā)分東、西兩支，東支沿岷江至僰道（今宜賓），過石門關，經(jīng)朱提（今昭通）、漢陽（今赫章）、味（今曲靖）、滇（今昆明）至葉榆（今大理），是謂五尺道。西支由成都經(jīng)臨邛（今邛崍）、嚴關（今雅安）、莋（今漢源）、邛都（今西昌）、鹽源、青嶺（今大姚）、大勃弄（今祥云）至葉榆，稱之靈關道。兩線在葉榆會合，西南行過博南（今永平）、巂唐（今保山）、滇越（今騰沖），經(jīng)撣國（今緬甸）至身毒。在撣國境內(nèi)，又分陸、海兩路至身毒。
北方絲路
明朝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mào)大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當時游牧文化交流的動脈，其由中原地區(qū)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的長城沿線，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北陸的歐洲地區(qū)。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huán)境中，溝通東西方交往極其困難。環(huán)境考古學資料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qū)，才有利于人類的東西向交通，而這個地區(qū)就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所在地。這里是游牧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qū)，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鏈接點。
對于草原絲綢之路來說，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會農(nóng)業(yè)與畜牧業(yè)的分工，中原旱作農(nóng)業(yè)地區(qū)以農(nóng)業(yè)為主，盛產(chǎn)糧食、麻、絲及手工制品，而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qū)以畜牧業(yè)為主，盛產(chǎn)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chǎn)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制品等。這種中原地區(qū)與草原地區(qū)在經(jīng)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關系，是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條件。因而草原絲綢之路則因其特點還有“皮毛路”、“茶馬路”的稱謂。
路線圖
沙漠綠洲絲路是北方絲路的主干道，全長7000多公里，分東、中、西3段。東段自長安至敦煌，較之中西段相對穩(wěn)定，但長安以西又分3線：
自玉門關、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間）。北道上有兩條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瑪干沙漠至南道的于闐；一是從龜茲（今庫車）西行過姑墨（阿克蘇）、溫宿（烏什），翻拔達嶺（別壘里山口），經(jīng)赤谷城（烏孫首府），西行至怛羅斯。
由于南北兩道穿行在白龍堆、哈拉順和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條件惡劣，道路艱難。東漢時在北道之北另開一道，隋唐時成為一條重要通道，稱新北道。原來的漢北道改稱中道。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經(jīng)伊吾（哈密）、蒲類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薩爾）、輪臺（半泉）、弓月城（霍城）、砕葉（托克瑪克）至怛羅斯。西段。蔥嶺（或怛羅斯）至羅馬。絲路西段涉及范圍較廣，包括中亞、南亞、西亞和歐洲，歷史上的國家眾多，民族關系復雜，因而路線常有變化，大體可分為南、中、北3道：
①南道由蔥嶺西行，越興都庫什山至阿富汗喀布爾后分兩路，一西行至赫拉特，與經(jīng)蘭氏城而來的中道相會，再西行穿巴格達、大馬士革，抵地中海東岸西頓或貝魯特，由海路轉(zhuǎn)至羅馬；另一線從白沙瓦南下抵南亞。
③北新道也分兩支，一經(jīng)鈸汗（今費爾干納）、康（今撒馬爾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與中道會西行；一經(jīng)怛羅斯，沿錫爾河西北行，繞過咸海、里海北岸，至亞速海東岸的塔那，由水路轉(zhuǎn)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
海上絲路起于秦漢，興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朝達到頂峰。海上絲路的重要起點有泉州、番禺（今廣州）、明州（今寧波）、揚州、登州（今蓬萊）、劉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絲路起點可能有兩處乃至更多。規(guī)模最大的港口是廣州和泉州。廣州從秦漢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商港。明清實行海禁，廣州又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港口。泉州發(fā)端于唐，宋元時成為東方第1大港。
歷代海上絲路，亦可分三大航線：
①東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朝鮮、日本。
②南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至東南亞諸國。
起點爭議
2014年8月15日下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xié)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郭旃做客金沙講壇，在金沙遺址博物館金沙劇場進行《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的現(xiàn)狀與思考》講座。
郭旃在發(fā)言中稱：絲綢之路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東西方文明交流對話之路”，而其起點無疑是長安，將中哈吉三國聯(lián)合申遺名稱由絲綢之路“起始段—天山廊道網(wǎng)”改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網(wǎng)”，既強調(diào)了中國對絲綢之路的開創(chuàng)作用，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也避免了可能產(chǎn)生的一系列歧義和爭論。
河南日報：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洛陽為絲綢之路的形成、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wǎng)站：從整個歷史長河和世界影響看，長安作為漢唐絲綢之路起點的代表比較恰當，洛陽可看作是長安起點的墨跡延伸。
絲路申遺
成功申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宣布，中哈吉三國聯(lián)合申報的古絲綢之路的東段：“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wǎng)”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成為首例跨國合作、成功申遺的項目。
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大運河項目和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lián)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項目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成為中國第32項和第33項世界文化遺產(chǎn)。其中“絲綢之路”是中國首次進行跨國聯(lián)合申遺。
預備名單
1.山東省煙臺市蓬萊縣級市
2.江蘇省揚州市
3.江蘇省南京市
4.浙江省寧波市
5.福建省福州市
6.福建省泉州市
7.福建省漳州市
8.廣東省廣州市
9.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北海市
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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