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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處機是一位在中國道教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被尊為全真道龍門派的祖師，同時也被視為全真七子之一。他出生于金代元初，來自山東登州棲霞縣，是一個道士，擔任過全真道的掌教。 丘處機的道號稱為“長春子”，因此也常被人們尊稱為“長春真人”。他在道教修煉方面有著深厚的造詣，主張內修身心，認為人生的真正價值在于追求內心的平靜和境界的提高，而非追求世俗的功名利祿。他所倡導的“全真修行”思想，強調修行必須全面、真實、不偏不倚，同時也提倡“三教合一”，認為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應該相互融合，共同發(fā)展。 丘處機在道教界的地位非常顯要，被視為全真道的龍門派創(chuàng)派祖師之一，而全真道則是中國道教的重要流派之一。他與劉處玄、譚處端、馬鈺、王處一、郝大通和孫不二合稱為“全真七子”，是全真道祖師王嚞（即王重陽）的徒弟，他們七人在全真道的傳承和發(fā)展中都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總的來說，丘處機是一位對中國道教歷史和文化有著重要貢獻的人物，他的思想和修行方式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道教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丘處機
長春真人，全真道龍門派祖師，全真七子之一
丘處機畫像
人物生平
早年經(jīng)歷
金熙宗皇統(tǒng)八年（1148年）正月十九日，丘處機生于登州棲霞縣（今山東棲霞市）濱都里，小名丘哥。其家世代務農(nóng)，他幼時便父母雙亡，未曾讀書。少年時的丘處機即有向道之心，金大定六年（1166年），十九歲的丘處機獨自前往昆崳山煙霞洞出家修道。次年，全真道祖師王重陽在寧海州點化其大弟子馬鈺，丘處機得知后，便前往寧海拜王重陽為師，得到王重陽訓名處機，字通密，道號長春子。丘處機拜師后，便跟隨在王重陽身邊讀書習字。大定十年（1170年），王重陽客死汴梁（今河南開封）后，丘處機隨馬鈺等護送王重陽靈柩回終南（今陜西終南縣）劉蔣村安葬，之后便在此處廬居守墓。
苦修十三載
大定十四年（1174年）中秋，服喪期滿，丹陽子馬鈺、長真子譚處端、長春子丘處機、長生子劉處玄師兄弟四人，在秦渡鎮(zhèn)真武廟中言志話別。同年冬，丘處機獨自前往磻溪（又名璜河，在今陜西寶雞市虢鎮(zhèn)附近）隱居修道。大定二十年（1180年），他又遷往隴州（陜西隴縣）西北的龍門山繼續(xù)苦修。通過多年的苦修，丘處機對于王重陽的全真思想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對修煉方法有了比較全面的總結。他生活極為清苦，磨練了他的意志，但他仍堅持讀書，學習文化知識，并廣交當?shù)?a class="dict" href="/azgame/d2752539.html">文人學士，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yǎng)以及宣傳全真道。后世全真道龍門派便因丘處機隱居龍門而得名，并將丘處機奉為開派祖師。在龍門期間，全真終南祖庭掌教人馬鈺被令返回原籍，將教事托付給了丘處機，后馬鈺、譚處端相繼去逝。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冬，丘處機遷回終南祖庭，結束了十三年的苦修生涯。
短暫出山
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二月，丘處機奉詔至燕京（今北京）見金世宗，主持萬春節(jié)（三月一日，金世宗生日）醮事。此后，丘處機數(shù)次受金世宗召見，為他講述養(yǎng)生之道、剖析天人之理，并得到金世宗的賜錢。同年冬日，丘處機離開燕京，利用金世宗所賜錢財建立了資福、清真、岳云三座道觀。正當丘處機利用皇帝召見的影響力，大力發(fā)展全真教時，次年正月，金世宗駕崩，丘處機失望不已。
隱居家鄉(xiāng)
明昌二年（1191年），丘處機將教務托付給弟子呂道安、畢知常后，回到登州棲霞老家，在其故居建觀隱居。丘處機隱居家鄉(xiāng)期間，他論文講道、吟詩寫字，每年五月還會率道眾至蓬萊消暑，或與道友游歷嶗山。
承安二年（1197年）開始，丘處機的師弟王處一、劉處玄受到金章宗的多次召見，終南祖庭被御賜宮觀額，全真教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合法地位。泰和八年（1208年），金章宗才賜丘處機隱居道觀觀名“太虛觀”。金章宗對丘處機的冷落，讓他這個全真掌教人對祖庭的貢獻不及王處一、劉處玄兩位師弟。
丘處機西行
此后，金朝開始慢慢衰落，北方蒙古開始興起。為了掠奪中原財富，成吉思汗率領蒙古軍大舉攻金，金朝連連敗退，中原陷入混亂之中，金朝遷都汴梁，中都燕京也被蒙古攻破。為了利用宗教穩(wěn)定統(tǒng)治，貞佑四年（1216年），金宣宗召丘處機前往汴梁，但被丘處機拒絕。由于丘處機在民間的聲望，南宋也曾遣使征召丘處機，但他均未奉詔。蒙古的成吉思汗從金朝降臣劉溫、耶律楚才處聽聞了丘處機的名聲，興定三年（1219年）五月，他派劉溫持虎頭牌敦請丘處機。同年十二月，劉溫到達丘處機此時居住的萊州（治所在今山東掖縣）昊天觀，丘處機對劉溫冒險深入敵境的舉動十分感動，丘處機的弟子尹志平也乘機進言勸說，丘處機遂決定西行覲見成吉思汗。
興定四年（1220年），丘處機挑選弟子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離開昊天觀，啟程西行。二月二十二日，到達盧溝橋，宿于玉虛觀。此時成吉思汗正在攻打不花剌城（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布哈利），三月，丘處機上表稱，他年事已高，西行路途遙遠難行，想留在燕京，等成吉思汗回來后再行覲見。等待期間，丘處機曾在燕京天長觀作醮，去德興府（今河北涿縣）龍陽觀度夏，在宣德州（今河北宣化縣）朝元觀過中秋，與官僚士大夫談經(jīng)講道、吟詩論畫。十月成吉思汗回復，堅持讓丘處機前往行宮。興定五年（1221年）二月，打點好行裝的丘處機率眾弟子再次啟程。他們先是從宣德州出發(fā)北行，于四月十五日到達呼倫湖東側，拜會成吉思汗幼弟斡辰大王后再一路西行。七月九日至田鎮(zhèn)海城時，被蒙古人擄走的金章宗二名妃子、衛(wèi)紹王之妻以及一干漢人工匠號泣相迎，于是他留下宋道安等九名弟子在此建造棲霞觀以撫慰漢人。十一月八日，丘處機到達撒馬爾干決定留在此地過冬，明年再至成吉思汗行宮，此地他見到故人耶律楚材，兩人相談甚歡。
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四月五日，丘處機終于到達了成吉思汗行宮（位于今阿富汗巴達克山心西南處阿壇豁爾恒山的塔里罕，原為回紇王的一座行宮），成吉思汗問丘處機有無“長生之藥”，丘處機回答說只有“衛(wèi)生之道，無長生之藥”，成吉思汗有感丘處機之誠懇，賜號“神仙”。四月十五日，成吉思汗問道丘處機后，巴里黑（今阿富汗巴爾克）叛亂，成吉思汗前往平叛，丘處機北歸撒馬爾干。同年九月十六日、十九日、二十三日，成吉思汗三次召見丘處機，詢問養(yǎng)生、治國之道。這三次談話內容成吉思汗規(guī)定不可外泄，《長春真人西游記》中沒有記載，《玄風慶會錄》記載了他們談話內容，大意為丘處機讓成吉思汗敬天愛民，減少殺戮，清心寡欲，積善修福以延長壽命，還有則是中原地大物博，為成就霸業(yè)之要地。
成吉思汗畫像
三次講道后，成吉思汗開始東歸，丘處機隨行，并時常勸解成吉思汗行道義教化之道。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二月七日，丘處機向成吉思汗辭行，但成吉思汗堅持讓丘處機隨其一起東歸。三月，丘處機再次提出要先行東歸，成吉思汗見丘處機去意已決，遂賜圣旨一道，讓阿里鮮作為宣差使護送丘處機東歸。太祖十九年（1224年）二月，丘處機回到燕京，入住太極宮。
紅色為丘處機西行路線，墨綠色為返回路線，圖片來源：《關山尋蹤 華亭縣人文史地探秘》207頁，ISBN號 ：978-7-5490-0419-5
頌歌而逝
丘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后，獲得了三大特權，其一，出家的全真教徒有豁免賦稅差役的權利，其二，由丘處機掌管天下道門，其三，成吉思汗管轄之地任由丘處機設立道觀收授門人。這讓丘處機成為了“帝者之尊師”，“天下之教父”，“萬乘之國師”，全真教也借此得到快速的發(fā)展，全真宮觀廣泛創(chuàng)建，門人弟子也迅速增加。在此期間成吉思汗也多次送信給丘處機，要“神仙勿忘朕舊言”。
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丘處機在燕京主醮，祈蒙古吉祥。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燕京遭逢大旱，丘處機設醮祈雨。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春，成吉思汗將丘處機居住的太極宮改為長春宮。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丘處機得病。七月四日，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七月九日，丘處機將教務托付給弟子宋道安，由尹志平為副手輔佐，宋德方、李志常參與處理教務。隨后他登寶玄堂，留頌而逝，頌曰：“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常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纮如咫尺，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后丘處機被弟子葬于長春宮之處順堂（今北京白云觀邱祖殿）。次年（1228年），丘處機被元廷追封為“長春弘道通密真人”。元世祖至元六年(1296年)，又被封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又加封為“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
主要著作
據(jù)郭武《丘處機學案》記載，丘處機主要著述有《磻溪集》《長春真人西游記》《玄風慶會錄》（附《西游錄》卷下）、《大丹直指》（附《丘祖秘傳大丹直指》）、《攝生消息論》等。除此之外，丘處機的著述還散見于其他典籍中，如《鳴鶴余音》《清河真人北游語錄》《盤山棲云王真人語錄》《長春真人規(guī)榜》《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陳情表》《學仙記》《邱祖語錄》《邱祖訓文》等。
人物思想
和平思想
作為一名宗教信徒，丘處機的和平思想直接來源于道教，而道教又以道家的哲學本體論為基礎。道教張道陵在《道德經(jīng)》的道生萬物、萬物皆有道的基礎上，建立了兩種生存意識。其一，是從道生萬物的本體論引申而來的“眾生平等”主張；其二是重生，道教要求人愛惜生命，追求永恒的生命。從這兩點出發(fā)，道教反對戰(zhàn)爭、戰(zhàn)亂，祈盼有一個安穩(wěn)太平的社會。戰(zhàn)爭會打破社會的穩(wěn)定，妨礙道教追求永恒生命的理想，在和平的環(huán)境中人才能延年益壽。
基于以上理論，丘處機對道教平等理論作了系統(tǒng)、通俗的論證，“黃童白叟如女宰官王侯帝主，一切平等。”同時他注重天地二氣（即陰陽二氣）的自我運動，推動事物的變化發(fā)展，即所謂“萬化隨時出，三光合度明。九霄自運轉，八極自生存。”并強調了“一切平等”的永恒性，即“神奇億萬變，道德杳冥存。”其次，丘處機根據(jù)時代的需要，提出了仁善是實現(xiàn)和平的根本途徑。他呼吁統(tǒng)治階級珍惜人的生命，同時他要求每一個世人，尤其是每一個道徒要積德行善，常懷悲天憫人之心。他對民眾的苦難充滿同情，并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其苦難解除。因此，丘處機率道徒們連日祈雨， 且疾呼: “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徹臨頭厄。金世宗的統(tǒng)治下，社會有了短暫的安寧，丘處機十分喜悅。在中原陷入戰(zhàn)亂后，丘處機西行勸誡成吉思汗止殺，希望拯救百姓于苦海，也盡力拯救戰(zhàn)亂、饑荒中的百姓、設齋醮告慰亡靈。
入世思想
“無為”與“有為”是道教行為方式的基本原則，也是道教思想學說的重要范疇。歷代道教學者對此有自己的見解。丘處機則認為“有為”和“無為”，是道在動靜之時互為體用的表現(xiàn)，動則以“無為”為體，靜則以“有為”為體，兩者實為一體，應念隨時，相互圓通，它們是“道”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因此他認為“無為即有為”，即是“無所不為”。
而在政治層面上，丘處機在“無為即有為”的入世思想的指導下，他積極的政治上層建立良好的關系，宣揚止殺慈柔、選賢任能，以此來推動全真道的發(fā)展。在對全真道的管理組織上，他秉持“人情反復皆仙道，日用操持皆力行”的信念，以身作則持守戒律戒規(guī)，力主苦行勤修之風，強調積“功行”、修“陰德”等外在的“日用操持”的作用，主張外修功行，要求介入社會生活，以仁愛之心，濟貧救苦，傳道度人。
學者郭武認為丘處機關于“無為”“有為”的種種說法，實際上也是丘處機認識論的體現(xiàn)，它既有強烈的實踐色彩，同時也具有“唯心”的神秘色彩，如他主張，人進行認識的最終目的是“識道”“體道”，而“道”又是無形無象，難以用感覺來認知的。“道”又多與心相連，認識須從“正心”開始，如此方能“識道”“體道”，從而將認識視為一種不依靠客觀對象，純粹靠主觀意識來進行的活動。
修煉思想
唐代道教借用佛教的“雙遣兩邊”的思維方式，建立了以“心性”為主體的成仙學說的雛形。所謂“心性”，多被稱為“心”“性”“神”“識”，是作為“道”在人身中的體現(xiàn)，屬于人的主觀意識而非意識形態(tài)，實即為人生命之“主宰”的靈魂。在這種推崇“心性”的基礎上，唐代以后道教開始貶低早期道教的保養(yǎng)形體之術，而推崇對“心性”的修煉，認為只有“性命雙修”才能得道，如唐末五代興起的“鐘呂金鐘派”。此后，在“鐘呂金鐘派”“性命雙修”主張的基礎上，產(chǎn)生了兩大派別，一派是以北宋張伯端為代表的“金丹派”南宗，主張“先命后性”，另一派則是全真道祖師金代王重陽為代表的“金丹派”南宗（即全真道），主張“先性后命”。
丘處機的修煉思想則是對王重陽修煉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他也重視對“心性”的修煉，他認為道生萬物，萬物生而有性，元神即性，任何形體中都有性。人因為七情六欲從而使性迷惑，所以需修性，通過艱苦而不間斷的修身養(yǎng)性去掉心中的浮云雜念，達到一種至高至善的境界。除了修性之外，丘處機也重視命功，即所謂“覆命”，又稱“練命”，即模仿“外丹”煉制原理，將人體內的“精”“氣”“神”煉制成“內丹”。如此，他的修煉方式是先性后命、性為主、命為輔、性命雙修，通過“修性”和“練命”相結合的方式修煉成“仙”，來實現(xiàn)“真性”，這就是所謂“真功”。
丘處機所著《青天歌》系統(tǒng)的描述了全真道“性命雙修”的整個過程。除此之外，《正統(tǒng)道藏》中署名丘處機著述的關于修煉、養(yǎng)生的著作還有《攝生消息論》《大丹直指》。其中《攝生消息論》的內容主要講述四時之氣對應五臟之盛衰，與傳統(tǒng)道經(jīng)醫(yī)術相似。《大丹直指》中將修內丹的修煉功法分為小、中、大三成，各包含三種功法，小成法包含“五行顛倒龍虎交媾法”“五行龍虎顛倒周天火候法”“三田返復肘后飛金精法”，中成法包含“三田返復金液還丹法”“五氣朝元太陽煉形法”“神氣交合三田既濟法”，大成法包含“五氣朝元煉神入頂法”“內觀起火煉神入道法”“棄殼升仙超幾入圣”，講述了修仙的基本過程，內容豐富。該書所記載的修煉法多重“煉命”，但郭武認為它實際上也多是“性命雙修”的思想。
三教合一
在處理全真道與其他宗教、政治關系時，丘處機奉行“三教一家、平等多元”的思想，主張相互吸收，共同發(fā)展。
他的外修功行方面就吸取了儒家仁、義、禮、智、信等說教，在《寄西州道友書》一文中提到的內外日用理論便是以道為內、以儒為外的儒道結合理論，即用道家的修性結合儒家的事功以達到追求的目標。在論及性與道的關系時，他也融合了儒家的人性論，將儒家的“天命”“天道”融入道家的“道”中。他號召全真教徒不斷修煉心境、消除邪念、雜念，也類似于儒家“性相近，習相遠”的說法。在為金、元朝統(tǒng)治者講道時，他也將儒家的“仁愛”“忠孝”理論摻雜其中，以此作為重要的命題。
而在內修心性方面，丘處機則更多吸收了禪宗的觀點，與佛家的“明心見性成佛”頗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丘處機不贊成禪宗的“頓悟說”，而是要經(jīng)過長期艱苦的修煉來達成成仙的目的。另外他的和平思想也融入了佛教的“至善”觀念，要求信徒心存善念，提倡止惡揚善。他將佛家的“至善”觀念與儒家忠孝仁義思想相集合，形成了他濟世安民思想的基礎。
教育文化思想
丘處機的教育文化思想是通過歌頌真善美，鞭笞假丑惡，展現(xiàn)了人性本真及其教化與修煉在返璞歸真、得道成仙中的價值和實踐意思，他建立了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在內的較為系統(tǒng)的教育文化體系。
智育是丘處機教育文化思想的基礎，他認為人性本真，但后天的七情六欲使人之本性漸漸迷失。因此人性本真是教化可行的根據(jù)所在，而本性的迷失則是教化的意義所在。他的智育論包含三個環(huán)節(jié)，其一，因為“道”是為不可描述、不可言狀之物，必須圣賢點化才能入道，而圣賢點化的重要手段為著經(jīng)立論，在著經(jīng)立論的過程中，包含通過文字語言表達“已說”和通過思考來表達“未說”，如同“臺詞”與“潛臺詞”的關系。其二，丘處機的教化論堅持因才施教，針對愚俗者，他主張應端正其其意念，提高認識，引導其看破俗塵、棄幻存真；對于智識者，丘處機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識高代表悟道條件好，則應珍惜時間盡早、盡速去修行成道。其三，為了明“道”，應遠離塵俗，時時拂拭塵俗之影響，直至徹底屏除塵俗之污染，返璞歸真。
丘處機的德育論則是其智育論的延伸，是其教育文化思想的實踐環(huán)節(jié)，強調將對“道”的認識付諸于行動，即通過積善存德來踐行“道”的真諦。丘處機認為“善”是得道成仙的基礎，他所指的“善”是指修行之人在實現(xiàn)“修真”這一過程中獨善其身，以及推己及人及物的慈善、仁善的道德情操與理想追求。而他又認為人性生來善惡并存，故應積善戒惡，而色欲乃萬惡之源，戒惡首先必戒色，戒色能養(yǎng)生、健體、得道成仙，反之則喪生失德，變鬼成妖。惡欲產(chǎn)生的原因在于七情六欲之侵擾，故應堅守心志，堅持不懈修煉“性命雙修”之法門，斬去“心猿意馬”，恢復本真。
若將其智育作為升華思想的手段、德育作為錘煉品行之方法，那么其美育則是在思想境界上實現(xiàn)超凡脫俗。丘處機的美學表現(xiàn)為“大隱隱于市”的超脫，要在滾滾紅塵中不忘初心、不改本意，身懷神仙之心卻行塵俗之事，身在塵俗卻不染塵俗。同時他以詩詞賦的形式，賦予這種超脫之美以藝術感，使其具有更強的感染力和審美價值。
宗教倫理道德思想
全真道的最終目的是成仙得道，但丘處機認為對心性的修煉不能局限于精神世界中，他將道德倫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希望借助個人道德倫理和品質修養(yǎng)的提高實現(xiàn)成仙得道的目的。
全真道從創(chuàng)教開始就確定了忠孝為本的宗教倫理道德觀，把忠孝倫理作為道戒，以“忠君王，孝敬父母師資”為修行之資，為丘處機以及其他全真諸子和后世全真教徒所共同遵守。丘處機雖然自幼父母雙亡，但他非常重視孝道，把《孝經(jīng)》當做日常誦習經(jīng)典。其龍門派思想中也提倡孝道，并把“慈孝”作為他收弟子的重要標準，他很多弟子都以慈孝聞名，他還規(guī)定門下弟子出家作道士后，可以回家省親、侍親，他西行覲見成吉思汗時，也多次對成吉思汗說“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忠”與“孝”一向被相提并論。忠強調報效國家，孝為侍奉長輩，雖有忠孝不能兩全之說，但忠君愛國者必為孝悌之人，全真道提倡的孝實際上便含有忠的意蘊，丘處機也是將忠孝視為一體的。雖然全真道所忠之君為金、元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者，但他們是將民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丘處機在為成吉思汗講道時，就數(shù)論“仁孝”，并進而以“治國保民之術”為主體進諫。
同時在丘處機看來，修道是一個累世相積的過程，今生的善功即使不能成仙得道，但會為自己的來世種下善果，即累世功德成仙，今世成道的快慢取決于往世功行的積累，并且善功只能靠自己積累，祖上的德業(yè)并不能消除其孫所造的惡果。《清和真人北游語錄》中記載，馬鈺兩年半了道，譚處端花了五年，丘處機花了十八九年，便是因為馬鈺有前世功行的積累，而丘處機則積滿塵世功行后方能了道。這種觀點使入世的功德修煉具有了成仙的宗教意蘊，將宗教修行與倫理道德緊密的結合起來，使全真道以宗教的形式實現(xiàn)了佐世的功能，對弘揚全真道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物影響
宗教
丘處機對王重陽“三教合一”理論的繼承發(fā)展，即迎合了當時人們的心理，也適應當時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符合當時的國情，讓全真道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
首先，從理論上來說，自北宋開始，佛、道、儒三家的理論就有融合的趨勢，“三教合一”成為當時三教代表人物和有識之士的共同愿望。在金元之際，更是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它對于在三教中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道教的發(fā)展，是極為有利的。
其次， 從階級性來說，一種宗教理論或者哲學思想的發(fā)展，如果只有統(tǒng)治者支持，缺乏普通民眾的擁護，是難以發(fā)展的，而只有普通民眾擁護缺乏統(tǒng)治者支持則難以持久。在金元之際，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迫切需要一種適應其統(tǒng)治的思想來穩(wěn)定政權。丘處機以及全真道，承認了金、元統(tǒng)治者所建立政權的合法性，也教導普通民眾排除對少數(shù)民族政權統(tǒng)治的不滿，讓民眾修煉心性，迎合了統(tǒng)治者的需要。同時在普通民眾中，全真道宣言的成仙之說，給遭遇苦難的民眾帶來了精神上的安慰，同時丘處機反對戰(zhàn)亂，提倡教徒救世度人，教導統(tǒng)治者濟世愛民，在貧苦民眾中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丘處機利用在成吉思汗出獲得的“三大特權”，將全真道宮觀推廣至全國各地，當時各階層人士紛紛涌入全真道門下，文人、官吏也以與全真道交往為榮，道教其他教派甚至佛教寺廟也掛起了全真旗號，使全真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興旺局面。
再次，從民族性來說，金元之際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第三個高潮，特別是成吉思汗西征和四大汗國建立后，大批歐洲、西亞人涌入中國北方，契丹、黨項、女真各民族也在中原落戶，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開始在中國傳播。隨著民族的融合，帶來了各民族文化上的融合，丘處機以及全真道的理論，相對其他宗教或學說更加淺顯易懂，內容豐富且易于實踐，能夠被不同民族和地區(qū)的人們所接受，適應了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特點，讓全真道的聲譽得到了顯著的提升。
政治
丘處機不僅是一位思想家和道教領袖，而且還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將自己的濟世安民思想付諸行動，尤其是他西行覲見成吉思汗對當時的社會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他向成吉思汗宣揚“去暴止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元統(tǒng)治者對所征服地區(qū)所推行的殘酷殺戮政策。學者朱知非認為成吉思汗后期統(tǒng)治中原的政策有所緩和，以及后來在山東的木華黎以及其繼任者對各地反抗采用招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便有丘處機為成吉思汗講道的影響。
其次，丘處機在成吉思汗行宮中向其反復灌輸愛民思想，對成吉思汗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為此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采納丘處機的建議，并派人將仁愛孝道主張傳諭各地，為恢復和發(fā)展中原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救濟貧苦百姓、安定社會秩序做出了貢獻。同時丘處機還身體力行，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用自己從蒙古貴族處獲得的獎勵救助災民，為蒙古統(tǒng)治者樹立的榜樣。但他其思想和行動仍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沒有根本上改編統(tǒng)治階級對普通民眾的剝削和壓迫，再者他的行為從根本上還是為宗教服務的，仍是為維護和鞏固統(tǒng)治階級利益而服務的。
還有則是丘處機的論道，也對成吉思汗和蒙元貴族接受漢化起到了一定潛移默化的作用，對于推動他們在中原地區(qū)行“漢法”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效果。同時對耶律楚材日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礎，他按照漢族傳統(tǒng)推行稅法等一系列措施，恢復和發(fā)展經(jīng)濟，增加元朝政權收入起到了很大用作。因此可以說，丘處機對成吉思汗和耶律楚材等人的影響，推動了蒙元統(tǒng)治者在中原地區(qū)進行改革和推行漢化政策，加速了元代統(tǒng)一全國的進程。
文化
丘處機在弘揚中國文化和對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貢獻。丘處機起初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拜師王重陽后隨其讀書習文，后又通過自學精習道教典籍，同時對儒佛經(jīng)典也多有研究。故他不同于傳統(tǒng)宗教不重視文化修養(yǎng)的風習，他倡導的內丹心性說和三教合一理論主張以文載道、文道并用，方能從理論上更好的宣揚全真道教義。他對道教傳統(tǒng)文化非常重視，他晚年組織重修了《道藏》，他委托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歷時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不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還弘揚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另外他培養(yǎng)的弟子中，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人也是著名的道家學者。
丘處機在詩詞方面也有較高的造詣。他現(xiàn)存詩共407首，體裁多樣，有七絕142首、七律101首、五絕92首、五律42首、七古14首、五排6首、七排3首、雜言3首、五古2首、四言兩首。他長于近體，所作絕句含蓄凝練，律詩工穩(wěn)流暢，排律一氣呵成。其風格以豪邁飄逸為主，也有婉麗清秀之作。其存詞共152首，雖然多以記錄修行生活、闡述全真教理為主體，但也不乏佳作，其中詠物、寫景與述懷三類作品成就較高，如詠物的《月中仙·賞月》《月中仙·對松》等，寫景的《水龍吟·夜晴》《金蓮出玉花·夏旱》等，述懷的《滿庭芳·述懷》等。他還有部分詩詞直接反映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如《憫物》《因旱作》。
丘處機西行會晤成吉思汗時，途經(jīng)今蒙古、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國，宣揚了道教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中國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起到了推廣宣傳作用。在今蒙古西部科布多，他還讓弟子宋道安等留駐當?shù)亟⒘巳鏃加^。因此丘處機西行也是一次傳播中原文化，促進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過程。
醫(yī)學
丘處機的《攝生消息論》是一部關于醫(yī)藥學、養(yǎng)生學的專著，在該書中，他根據(jù)人身及其活動與四時相對應的原則，從起居、飲食、精神、環(huán)境和防病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書中將一年四季按五行、五味與五臟相對應，依照生克制化與陰陽消長理論，論述了每季攝生消息及注意事項。他在該書中所提出的醫(yī)藥學、養(yǎng)生學的知識，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相關爭議
《大丹直指》作者爭議
《大丹直指》署名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歷來被視為丘處機的丹道著作，清末之前未有異議。自近代學者陳銘珪在其《長春道教源流》中，提出該書為“后人偽托”之作后，不斷有學者質疑丘處機和《大丹直指》的關系。2008年學者戈國龍發(fā)表《＜大丹直指＞非丘處機作品考》一文，他提出，首先全真諸子文集和傳記中從未提及過《大丹直指》，其次《大丹直指》中多處引用《鐘呂傳道集》《靈寶畢法》《西山群仙會真記》《修真太極混元圖》等，其文獻淵源屬于內丹南宗的鐘呂丹法，最后他考證出《大丹直指》所記述的丹法特征與丘處機一系所傳不同。據(jù)以上三點認為《大丹直指》不可能是丘處機的著作，此后該說法幾乎成為定論。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趙衛(wèi)東認為，《大丹直指》可能不是丘處機原創(chuàng)作品，但也并不是和丘處機毫無關系，而是丘處機對前人丹道的總結與整理。
“丘處機招撫楊安兒”爭議
據(jù)元人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記載，貞祐二年（1214年），山東紅襖軍楊安兒起義，丘處機應金朝駙馬都尉仆散安貞之請，幫助金朝招安了楊安兒起義軍，《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亦有此說。但宋、金、元三代涉及楊安兒之事的書籍中，《兩朝綱目備要》《宋史·李全傳》《金史·仆散安貞傳》等，以及記載丘處機貞祐年間事跡的《長春觀記》《長春真人成道碑》《長春宮碑銘》《南村輟耕錄·丘真人》等書中，均沒有丘處機招撫楊安兒之事的記載。全真道士所撰寫的《金蓮正宗記》《續(xù)仙鑒》中也沒有相關記載。學者郭武認為，丘處機如果不費一兵一卒招降了擁有數(shù)十萬軍隊的楊安兒政權，相關文獻中不會不記載此事。故丘處機出面安慰百姓之事有可能存在，但招撫楊安兒之事應為陳時可編造之情節(jié)。
人物關系
全真道作為中國后期道教的主流和代表，它發(fā)端于陜西關中，而創(chuàng)立于山東的膠東。在陜西關中，王重陽革新了道教思想，使道教由鬼神崇拜之教提升為身心解脫之道；高唱三教一家，力促三教融合；性命雙修，而主先性后命。但陜西為道教樓觀道之重鎮(zhèn)，樓觀道衰落，又不能接受王重陽之思想。而當時山東有道教傳統(tǒng)而無新道派活動，且地處偏遠，非戰(zhàn)亂中心，相對安定，易于開展傳教活動，于是王重陽東至山東，在膠東三州創(chuàng)建了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號稱三州五會，道眾上萬人，又陸續(xù)收了馬鈺、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和孫不二等七名弟子，才算正式創(chuàng)教，王重陽在馬鈺家修“全真庵”，是用“全真”專稱之始。
王重陽畫像
王重陽逝世后，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馬鈺將其安葬陜西重陽故里劉蔣村，守墓完畢后。由于陜西在歷史上的中心位置，對于全真道的傳播最為便利，馬鈺在終南山一帶修道、闡教，丘處機則在磻溪、龍門苦修十三年，陜西遂成為全真道新的基地。譚處端、劉處玄、孫不二則宣教伊洛一帶，郝大通行化河北。這樣，全真道就在北方流行開來，并引起金廷重視。后來丘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取得他的支持后，全真道迅速繁榮，并流布到全國，實現(xiàn)了王重陽“使四海教風為一家”的原意。
1225年前后撰寫的《教祖碑》里，將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馬鈺、王處一、郝大通和孫不二合稱“七賢”。但王粹《七真贊》所說“七真”中并不包括孫不二，為王重陽及其六名弟子。《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與《廣寧碑》中的“七真”與《七真贊》相同。至元六年（1269年），元朝官方的褒封制詞成王重陽為真君，丘處機、劉處玄、譚處端、馬鈺、王處一、郝大通和孫不二為“七真”的說法才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后世將他們譽為“七朵金蓮”“全真七子”。
王重陽與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繼承了王重陽“性命雙修，以性功為主”“三教合一”的思想，并強調心性修煉的關鍵是澄心去欲，堅持苦修，還要孝行、慈悲、濟世、救難，積累外功。在命功修煉方面，馬鈺、丘處機、郝大通、孫不二從不同角度對內丹理論進行了闡述，馬鈺的內丹功法，強調無為虛靜，一心清凈，養(yǎng)氣全神；丘處機則在《大丹直指》一書中將丹道分為小成、中成、大成三個層次，九步煉法，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郝大通則是卦爻周天丹道，用《周易》原理指導煉丹法度火候；孫不二則有女丹功，照顧到女性生理特點。
丘處機的弟子尹志平繼承、發(fā)揮了“三教合一”思想，他將禪宗洪州宗的“平常心”的概念引入內丹修煉，并結合儒家經(jīng)典《中庸》的“中和論”，更加注重境上煉心，在平常、真實中見真實之境，并且他認為《孟子》以心志統(tǒng)制意氣的主張、儒家“中和論”、禪宗“平常心”和丘處機“大光明罩紫金蓮”，都是強調不為物遷而保持本心應物自如的境界，即只要在心性上保持“平常心”，則佛說、道說、儒說并無區(qū)別，即所謂“三圣一般心”，其撰寫的《北游錄》等書，是元代全真教重要的理論著作。丘處機另一名弟子李志常也是學高之士，他根據(jù)丘處機西行經(jīng)歷所撰寫的《長春真人西游記》內容詳實、文筆生動，堪稱元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元太宗窩闊臺曾邀請其為皇太子講學，元憲宗蒙哥也曾向其請教治國之術。
尹志平畫像
參考資料：唐代劍著《王嚞丘處機評傳》317頁，書號：7-305-03488-6
金、元全真掌教一覽表
姓名 | 道號 | 籍貫 | 掌教時間 | 生卒年代 | 備考 |
王嚞 | 重陽 | 京兆咸陽 | 大定二年(1162年)至 大定十年(1170年) | 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至大定十年(1170年) | ①王嘉掌教以大定二年收史處厚計算 ②王嘉死于大定十年正月初九，是年算馬鈺掌教 ③通常以譚處端、劉處玄為三、四代掌教，主要依據(jù)金源濤《譚真人仙跡碑(王)真人至汴，訓命四子主掌教門"。但譚、劉各至一方，并未到祖庭掌教，故不再列出。 ④ 由于金政府清牒，祖庭宮觀無額，大定二十二年馬鈺逼迫返回山東，無人執(zhí)掌。大定二十六年丘處機至祖庭掌教，明昌二年東歸棲霞時將教事委于呂道安、畢知常，此亦算入丘處機掌教時間內。 ⑤尹志平之前，宋道安作了四十九天掌教。 ⑥張志仙掌教應始于至元二十二年。李謙《洞明真人祁公道行碑》云:祁志誠以年邁求歸隱，“至元二十二年二月移書集賢院，舉道教提點張志仙自代。集資院以聞，詔可"。《元史》卷十八《成宗紀》所記元貞元年三月賜玉圭事并不證明張志仙此時才掌教，僅是新君對舊堂教的認可。同時受賜者還有張宗演等人。 ⑦常志清掌教制書載于《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七。 |
馬鈺 | 丹陽 | 寧海州 | 大定十年(1170)至 大定二十三年(1182) | 宜和五年(1123年)至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 | |
丘處機 | 長春 | 登州棲霞 | 大定二十六年(1186)至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 | 皇統(tǒng)八年(1148年)至 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 | |
尹志平 | 清和 | 萊州上觀 | 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至憲宗元年(1251年) | 大定九年(1169年)至憲宗元年(1251年) | |
李志常 | 真常 | 開州觀城 | 憲宗元年(1251年)至 憲宗六年(1256年) | 明昌四年(1193年)至憲宗元年(1251年) | |
張志敬 | 誠明 | 燕京安次 | 憲宗六年(1256年)至至元七年(1270年) | 興定三年(1219年)至至元七年(1270年) | |
王志坦 | 淳和 | 相州湯陰 | 至元七年(1270年)至 至元八年(1271年) | 承安四年(1199年)至至元九年(1272年) | |
祁志誠 | 洞明 | 均州陽翟 | 至元八年(1271年)至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 興定二年(1218年)至至元三十年(1293年） | |
張志仙 | 玄逸 |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至大德六年(1302年 ) | |||
苗道一 | 凝和 | 澤州晉城 | 至大元年(1308年)至 至大四年(1311年) | 至元元年(1264)至? | |
常志清 | 皇慶元年(1312年)至 皇慶二年(1313年) | ||||
孫德彧 | 開玄 | 眉州眉山 | 延祐元年(1314年)至延祐七年(1320年) | 淳祐三年(1243)至至治元年(1321) | |
蘭道元 | 至治元年(1321年)至 至治三年(1323年) | ||||
孫履道 | 明德 | 太原府 | 泰定元年(1324年)至 泰定五年(1328年) | ||
苗道一 | 天歷二年(1329年)至 元統(tǒng)三年(1335年) | ||||
完顏德明 | 重玄 | 元統(tǒng)三年(1235年)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 | |||
參考資料： | |||||
人物軼聞
摸錢巖的傳說
相傳在丘處機生活的村莊不遠處有兩座山，一座為公山，一座為母山。當時公山頂上有一座白云宮，丘處機閑暇時常去請教白云宮中的道人。有一次，丘處機不甚將一枚銅錢落入巖石下的亂石叢中。為了找到這枚銅錢，他沿著山坡一路摸索，好不容易才找到這枚銅錢。后來他為了磨練自己的意志，每天都故意將銅錢丟下，再將其找回來。時間久了，他再把錢丟到溝底，一揮手錢便回到他手中。后來，人們?yōu)榱思o念丘處機，將他當年摸錢的巖石命名為“摸錢巖”。
木井的傳說
相傳丘處機在棲霞建造“太虛宮”時，當時工匠都已到位，可是建造道觀需要的50多根木梁和200多根頂柱卻沒有著落。這件事急壞了監(jiān)工的徒弟，于是去找丘處機。不料丘處機卻讓徒弟不用召集，等到上梁的時候他自然會有辦法。第二天丘處機便沒了蹤影。等到道觀墻要平頂?shù)臅r候，丘處機孤身一人回來，讓工匠們跟著他去取木材。丘處機將工匠們帶到一口井旁，對著井口大喊一聲“來”。話音未落，便見一根接一根的木頭隨著井水從井中涌出。工匠們都驚呆了，問丘處機這些木頭是從哪里來的，丘處機則說，這口井連著五湖四海，這些木頭是他從黃山、華山、廬山調過來的。工匠們無不佩服，并連聲稱贊丘處機果然是神仙。
燕九節(jié)的傳說
農(nóng)歷正月十九日是丘處機的誕辰，丘處機死后尸骨埋于白云觀丘祖殿香案下的石座內。傳說丘處機死后，還有人看到他，衣帽穿戴的和以前一樣，等等。由此，白云觀便熱鬧起來，就有了“燕九節(jié)”盛會，它的本意為“宴丘”，即用酒席祭祀丘處機，后來便成了“燕九”。傳說十八日晚，丘處機會化身為士族官吏，或游人艷婦，或乞丐，重返故居，如果誰能遇見他便能延年益壽。于是皇帝派人送來祭祀酒席，前來頂禮膜拜的人絡繹不絕，紛紛祈盼自己能遇見神仙。清代《燕九竹枝詞》便描寫了這一盛況，曰“正月十五燕九節(jié)，神仙肯授長生訣。只今留得白云觀，峭寒遍地霜花結。”到十九日那天，活動達到高潮，王孫公子、貴族婦女紛紛騎乘寶馬香車而來，貼著“鬧娥兒”“入勝”等頭飾，爭奇斗艷。
棲霞的燕九節(jié)一直到1958年修長春湖時，村莊搬遷才自然廢除。2005年，太虛觀重修后，燕九節(jié)有重新恢復。
人物評價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中記載了后世對丘處機的評價，三個人分別從修道、傳教、濟世三個方面稱贊了丘處機，最后一人贊揚丘處機的最大貢獻是“四百州半獲安生”，幸免于難的百姓“不啻乎百千萬億”，更加肯定丘處機濟世愛民的獨特功績，對丘處機的歷史貢獻做了較為恰當?shù)脑u價。
金代元好問曾說：“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道者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后。”贊揚了丘處機及全真道對金元之際的社會安定起到了禮義、刑罰等社會技能所無法代替的功能。
清代乾隆皇帝曾在白云觀丘祖殿題寫了一副對聯(lián)，曰：“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對丘處機的一生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歷史學家姚叢吾曾說：“丘處機的保全民族性命，與王嚞的保全民族人格，就對于中華民族史的貢獻說，功德相等。而勸殺于馬足已至的時候，尤為難能可貴，值得加以表彰。”
學者錢穆曾說：“全真教諸祖師乃借宗教之掩護，其所以弭殺機、召祥和，為社會經(jīng)濟保存一線生機，為傳統(tǒng)文化保存一脈生命。由于丘長春們七真人的掩護，救了北方中國的萬千生命，亦延綿了傳統(tǒng)文化之一脈生機。”
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評價他說，“以宗教的社會安定功能而言，丘處機不僅是中國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國宗教史上第一人”，體現(xiàn)了“仁愛無私、尊道貴德、包容通和、堅毅忠勇”的高尚品質。
學者張廣保曾說：“關于全真教發(fā)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以年逾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蒙古國時期重建業(yè)已解體的中國社會，以及教化民眾，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因此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
后世紀念
棲霞太虛宮
棲霞太虛宮，位于山東煙臺棲霞市長春湖畔，因其所在地名為濱都里，當?shù)厮追Q“濱都宮”。于明昌二年（1191年）丘處機回鄉(xiāng)隱居時在其故居上所建，泰和八年（1208年）被金章宗賜名“太虛宮”。1912年時，大多數(shù)殿堂被火焚毀，但尚存丘祖殿、范祖殿、丘祖父母塔等建筑。1956年時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58年修筑棲霞庵里水庫時，為防止太虛宮被淹，丘祖殿、范祖殿等建筑被拆除。“文革時期”，墓塔和詞碑等文物古跡遭到破壞。現(xiàn)存太虛宮是1995年在原址基礎上恢復重建的，占地面積13萬平方米，宮殿建筑面積5200平方米，有大小殿堂34座。2003年被國務院批準為宗教活動場所。
棲霞太虛宮
北京白云觀
白云觀位于北京西便門外，其前身為唐代天長觀，至今觀內存有一座漢白玉石雕的老子坐像，據(jù)說為唐代遺物。金正隆五年 (1160年)，天長觀遭火災焚燒殆盡。金大定七年(1167年）敕命重修，歷時七載，至大定十四年(1174年)三月竣工，金世宗賜名為“十方天長觀”。泰和二年(1202年)，天長觀又遭遇火災，僅余老君石像。翌年重修，改名曰“太極宮”。丘處機西行返回燕京后入住太極宮，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五月，成吉思汗敕改太極宮為“長春觀”。丘處機病逝后，其遺骨被埋葬于處順堂（今邱祖殿），白云觀遂成為道教全真道龍門派祖庭。明初，以處順堂為中心重建宮觀，并易名為“白云觀”。清初王常月主持該觀后，對該觀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重修，今現(xiàn)存建筑多為清代重修。因今全真教徒大多數(shù)屬龍門派，白云觀也就稱為“全真道第一叢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道教協(xié)會、中國道教學院及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等道教界的全國性機構均曾設立在白云觀。
北京白云觀邱祖殿
藝術形象
文學形象
影視形象
時間 | 作品名稱 | 作品類型 | 飾演演員 |
1983年 | 《射雕英雄傳》 | 中國香港電視連續(xù)劇 | 夏雨 |
1994年 | 《射雕英雄傳》 | 中國香港電視連續(xù)劇 | 林尚武 |
2003年 | 《射雕英雄傳》 | 中國大陸電視連續(xù)劇 | 周浩東 |
2008年 | 《射雕英雄傳》 | 中國大陸電視連續(xù)劇 | 趙漢唐 |
2017年 | 《射雕英雄傳》 | 中國大陸電視連續(xù)劇 | 邵峰 |
1983年《射雕英雄傳》丘處機劇照
丘處機相關的文章
風熱，是病證名，風和熱相結合的病邪，臨床表現(xiàn)為發(fā)熱重、惡寒較輕、咳嗽、口渴、舌邊尖紅、苔微黃、脈浮數(shù)，甚則口燥、目赤、咽痛、衄血等。是風熱之邪犯表、肺氣失和所致。治以疏風清熱為主。
林朝英是金庸武俠小說《神雕俠侶》中的虛構人物，古墓派的開山祖師。她是小龍女的師祖，楊過的太師祖。林朝英的武功被認為是武林中最高的，超越了東邪、西毒、南帝和北丐等四大宗師。盡管她是一位女性，但由于不爭名利，所以并沒有很大的聲望。林朝英與全真教的開山祖師王重陽是一對冤家情侶。她的容貌極美，但眼角間隱含著
伊斯梅利亞市（阿拉伯語：???? ????????????）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國伊斯梅利亞省的省會和最大城市，位于埃及東北部，全市總面積約1442平方公里，人口約47萬（包括郊區(qū)）。它位于蘇伊士運河西岸，大約在其北面的塞得港和其南面的蘇伊士兩座城市中間。運河在該市境內加寬，與提姆薩赫湖相連，再往南則與
塔里木盆地（英文：Tarim Basin，維吾爾語：????? ??????????）是中國面積最大的內陸盆地。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南部，西起帕米爾高原東麓，東到羅布泊洼地，南臨昆侖山、阿爾金山，北倚天山山脈，東西長1400千米，南北寬約550千米，面積約56萬平方千米，大體呈菱形，經(jīng)緯度范圍為34
尚可名片
這家伙太懶了，什么都沒寫！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