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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之治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2個義項
唐太宗統(tǒng)治下的治世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貞觀之治 |
| 外文名 | Governance during the Zhenguan Reign |
| 開創(chuàng)者 | 唐太宗李世民 |
| 起止時間 | 627-649年 |
背景
唐太宗
唐初，由于隋煬帝造成的大亂，隋朝留下了破壞嚴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給”隋朝690萬戶（根據(jù)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而且沒有大的戰(zhàn)亂，而隋煬帝造成天下大亂，人口銳減，隋朝“留給”唐朝200余萬戶（按《通典》記載杜正倫奏，經(jīng)隋煬帝的消耗以及造成的大亂，到了唐初武德年間僅200余萬戶。），以及內(nèi)外眾多強敵、破壞空前嚴重的爛攤子。李淵李世民統(tǒng)一中原與南方，為貞觀之治創(chuàng)造了條件。
唐太宗即位后，因親眼目睹大隋的興亡，農(nóng)民戰(zhàn)爭瓦解隋朝的過程，認識到了農(nóng)民階級對君主專制統(tǒng)治穩(wěn)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吸取隋亡教訓，糾正前朝之弊端，調(diào)整統(tǒng)治政策，在國內(nèi)厲行節(jié)約、使百姓休養(yǎng)生息，以緩和階級矛盾，穩(wěn)定社會秩序，恢復經(jīng)濟。
疆域
政治
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從諫如流，整飭吏治，令隋末動蕩之局得以穩(wěn)定下來。
分權行政
貞觀之治[唐太宗統(tǒng)治下的治世]
中國君主專制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政治特征――分權原則。中書省發(fā)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zhí)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于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后報皇帝批準，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fā)布詔書。詔書發(fā)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后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zhí)行（當時的賢臣魏征就供職于門下省）。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xiàn)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唐太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于中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唐太宗規(guī)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歷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只有唐太宗一人擁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君臣論治
隋末民變，使唐太宗認識“民依於國，國依於民”的道理。隋末之混亂，使二十七歲登基、英氣勃發(fā)的太宗時時引以為戒，叮嚀自我克制欲望，與大臣們經(jīng)常議論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原因，叮囑臣下勿懼上不悅而停止進諫，致力糾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這是貞觀君臣共濟致治的基本因素。
選賢任能
房玄齡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zhèn)涞脑瓌t。太宗認為只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后5次頒布求賢詔令，并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范圍和人數(shù)，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由于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涌現(xiàn)出了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zhèn)洹薄Ｕ沁@些棟梁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從諫如流
魏征
太宗以煬帝拒諫亡國為戒，即位後盡力求言，他把諫官的權力擴大，又鼓勵臣下直諫。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顏直諫，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納，又如王珪、馬周、孫伏伽、褚遂良皆以極諫知名。唐太宗在位23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諫前后200余事，數(shù)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唐太宗能夠兼聽眾議，注意納諫。其臣下敢于犯顏直諫，形成了中國君主專制社會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風氣。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納諫，既是貞觀之治出現(xiàn)的原因之一，又是貞觀之治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
整飭吏治
李靖
貞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基本沒有貪污的歷史時期，這也許是唐太宗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唐太宗統(tǒng)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范，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xiàn)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唐太宗并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盡可能科學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污。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tǒng)治者面前，官吏貪污的動機很小，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貪污主要取決于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后的打擊只能取效于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完善制度
唐太宗在位期間使隋制更趨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xù)了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并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監(jiān)區(qū)（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nóng)；均田制、租庸調(diào)制、科舉制等皆有所發(fā)展。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擴大統(tǒng)治基礎。
他還下令合并州縣，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減輕人民負擔。
輕刑訂律
貞觀之治[唐太宗統(tǒng)治下的治世]
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zhí)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復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zhí)法務必寬大簡約。”由于太宗的苦心經(jīng)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jù)史書記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集權社會法制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不糧，取給于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jīng)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fā)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經(jīng)濟
唐太宗從波瀾壯闊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中認識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偉大，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diào)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百姓休養(yǎng)生息。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fā)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經(jīng)濟上特別關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diào)制，獎勵墾荒，“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農(nóng)民有可能安定生產(chǎn)，耕作有時，衣食有余，安居樂業(yè)，促進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唐初賦稅徭役比隋朝有所減輕，尤其力役征發(fā)，比較有節(jié)制，注意不奪農(nóng)時。對災區(qū)免除租賦，開倉賑恤。另外還緊縮政府機構，以節(jié)省政府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并通過"互市"換取大批牲畜，用以農(nóng)耕。
薄賦尚儉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diào)制，注意輕徭薄賦，徭役的徵發(fā)不奪民時；同時太宗崇尚節(jié)儉，曾遣散宮女三千多人，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貢，從而農(nóng)業(yè)及民生得以不斷發(fā)展。
救災恤貧
隋末唐初天下大亂，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唐太宗招撫流亡回鄉(xiāng)，授田給予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關中連年災荒，太宗即開倉賑濟災民，又準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為災民贖回賣出子女，使災民得以度過荒年。
扶持商業(yè)
唐太宗重視發(fā)展生產(chǎn)，減輕農(nóng)民的賦稅勞役。中國君主專制王朝的經(jīng)濟特征是“重農(nóng)抑商”，商業(yè)在國民經(jīng)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shù)停倘说牡匚灰惨蛑确N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君主專制經(jīng)濟一直得不到實質(zhì)性發(fā)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不歧視商業(yè)的君主專制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yè)發(fā)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xiàn)了唐太宗的高瞻遠矚之處。在他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yè)經(jīng)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yè)城市象雨后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yè)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nèi)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
唐朝的強盛給統(tǒng)治者在對外關系上帶來了無比的自信，因而唐朝開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絲綢之路貿(mào)易興盛，舉世文明的“絲綢之路”是聯(lián)系東西方物質(zhì)文明的紐帶，可這條商業(yè)通道在唐帝國時才達到她的最高使用價值。唐帝國的疆域空前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四個軍事重鎮(zhèn)（安西四鎮(zhèn)），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不絕于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
自漢開辟的“絲綢之路”一直是聯(lián)系東西方物質(zhì)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zhèn)，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于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軍事
628年6月3日（貞觀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殺夏州割據(jù)勢力首領梁師都，歸降唐朝，唐朝統(tǒng)一全國。630年（貞觀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師塞北，挑戰(zhàn)東突厥在東亞的霸主地位。唐軍在李靖的調(diào)遣下，攻滅東突厥汗國，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諸國尊為“天可汗”。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繼續(xù)經(jīng)營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貞觀八年（634年），吐谷渾寇邊，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契苾何力等率軍攻打吐谷渾。次年閏四月初八，李道宗在庫山（今青海湖東南）擊敗吐谷渾軍。唐軍分兵兩路，李靖、李大亮、薛萬均等率軍向北，出吐谷渾之右，侯君集、李道宗率軍向南，出吐谷渾之左。李靖的部下薩孤吳仁戰(zhàn)于曼都山，斬殺吐谷渾名王。諸位唐朝將領在牛心堆、赤水源擊敗吐谷渾，俘獲吐谷渾伏允的心膂之臣慕容孝雋，繳獲雜畜數(shù)萬。侯君集、李道宗在烏海擊敗吐谷渾，俘獲名王梁屈蔥。李靖在赤海大破吐谷渾天柱三部落，收雜畜二十萬；李大亮又俘獲吐谷渾名王20，雜畜五萬，到達且末西境。吐谷渾伏允逃跑，薛萬均指揮騎兵追擊，擊破吐谷渾余黨。士卒缺水，刺馬飲血。侯君集、李道宗率軍在荒原行軍兩千里，當?shù)卦谑⑾囊矔邓狈λc草，士糜冰，馬秣雪，路過星宿川，到達柏海之上。執(zhí)失思力擊破吐谷渾車重。吐谷渾王伏允的兒子伏順率全國投降于唐軍，伏允自縊而死，吐谷渾歸附于唐朝。伏順被封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渾成為唐朝屬國。
貞觀十二年（638年），吐蕃松贊干布率軍擊破黨項、白蘭羌、吐谷渾，進攻松州。韓威率領少見人員去偵察吐蕃軍，被擊敗。唐太宗派侯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執(zhí)失思力、牛進達、劉蘭為副，率軍迎戰(zhàn)吐蕃。唐軍主力侯君集部還沒出手，唐軍先鋒牛進達部已經(jīng)打敗了吐蕃軍，松贊干布懼，退出黨項、白蘭羌、吐谷渾，遣使謝罪。派重臣祿東贊獻金五千兩、珍寶數(shù)百于唐朝，再次請求和親。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將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松贊干布親自到柏海迎親，江夏郡王李道宗持節(jié)送文成公主，松贊干布行子婿之禮、非常恭敬。返回吐蕃之后，松贊干布為文成公主筑城、建立宮殿供文成公主居住。唐太宗征高句麗返回后，吐蕃松贊干布上書稱臣于唐朝，說“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夫鵝猶雁也，臣謹冶黃金為鵝以獻。”松贊干布還接受唐朝的冊封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
貞觀十三年（639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貢，遂命侯君集、薛萬徹等率兵伐高昌。麴文泰沒想到唐軍感到，被嚇死，其子麴智盛繼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護府，西域各國皆到長安朝貢。
貞觀十五年（641年），強盛時期的薛延陀汗國派20萬軍隊南下，唐太宗派數(shù)萬唐軍迎戰(zhàn)。后面的數(shù)萬唐軍還沒趕到，李績率領的3000唐軍與3000唐朝下屬突厥兵已經(jīng)早諾真水與薛延陀軍大戰(zhàn)。3000突厥兵與薛延陀軍交戰(zhàn)，不勝，突厥兵撤走。薛延陀軍與3000唐軍交戰(zhàn)，射傷了唐軍的馬，李勣指揮唐軍執(zhí)長槊攻打薛延陀軍，薛延陀軍潰敗，薛萬徹用數(shù)千唐軍騎兵奪取了薛延陀軍的馬匹，薛延陀軍失去馬匹，不知所為，唐軍大破薛延陀，俘獲超過5萬人，薛延陀的甲仗輜重也大量被唐軍奪取，剩余的薛延陀人失去輜重難以抵抗大雪、十分之八被凍死。唐太宗對薛延陀的使者說“李勣率領的只有數(shù)千唐軍騎兵，已經(jīng)使你們狼狽到這種地步。回去告訴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唐太宗說：“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shù)萬。”
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率領10萬軍隊征討高句麗。營州都督張儉擊破高句麗軍，斬首數(shù)千級。李勣等攻占蓋牟城，獲二萬馀口，糧十馀萬石。張亮攻占卑沙城，獲男女八千口。李勣、李道宗又擊敗高句麗步騎4萬，斬首千馀級。車駕渡過遼水，唐軍李勣攻破遼東城，殺高句麗軍1萬多人，得勝兵萬馀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唐軍契苾何力擊破高句麗軍，斬首千馀級。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率領高句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與唐軍發(fā)生大戰(zhàn)。唐軍打敗高句麗、靺鞨兵，斬首二萬馀級。延壽等將領率領剩余軍隊依山自固，唐軍包圍了他們。延壽、惠真率眾投降于唐軍。唐軍繳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以及大量其他兵器。高句麗舉國大駭，后黃城、銀城都自拔遁去，數(shù)百里無復人煙。唐軍攻占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后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zhàn)，唐軍斬首高句麗軍四萬多級，唐軍死了接近二千人。唐軍攻打安市城時，因為“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所以唐太宗下令班師返回。唐軍耀兵于安市城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之后，唐太宗派李績、牛進達、李海岸攻打高句麗，也都取勝了。
貞觀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領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zhàn)。公元646年（貞觀二十年），唐軍反擊并打敗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紇出兵，將他殺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朝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漠南設立單于都護府，建立了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北括玄闕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區(qū)）、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遼闊疆域。
人口
唐戶部記賬一覽表
《舊唐書》地理志記載貞觀十三年戶口大簿分州縣的人口數(shù)字，翁俊雄著《唐初期政區(qū)與人口》一書，對其進行了詳細加總，算出戶3,003,202，口12,311,698。平均每戶4口人。但是，該統(tǒng)計也并不完全準確，因為《舊唐書》脫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數(shù)字。
民族
唐太宗布德懷柔，民族關系密切。對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變其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尊重其習俗，任命各族首領以統(tǒng)轄本部。還通過"和親"進一步發(fā)展民族關系。唐太宗被少數(shù)民族尊奉為"天可汗"。
唐王朝建立之初，東有稽胡的擾邊，西有吐谷渾的威脅，北有突厥的侵襲，尤以奴隸主貴族統(tǒng)治的突厥武裝曾直逼唐廷首都長安（今西安）的近郊，成為當時的主要威脅。李世民即位后，經(jīng)過三、四年的認真努力，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好轉，政權得到一定的鞏固，便對突厥的騷擾從防御轉入反擊。但是同時對它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采取懷柔政策。
644年（貞觀十八年），又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這種認識和思想，顯示了處理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的仁和寬厚的胸懷。在這種思想和胸襟指導下，貞觀時期推行了十分開明友善的民族關系和中外關系政策。
630年（貞觀四年），唐朝滅亡東突厥汗國后，沒有采取歷史上慣用的分離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在東起幽州（今北京）西至靈州（今屬寧夏）一帶，設置了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歸附突厥降戶，又在突厥原居地設置了定襄、云中兩都督府對突厥留居民眾實施管理。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領擔任，可以世襲，創(chuàng)立了新的羈縻府州制度。開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647年（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被回紇等族擁戴為“天可汗”，成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領，各族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條“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從此以后，“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數(shù)民族政權首領例由唐廷冊封的制度。唐太宗還實行了與吐蕃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和親的政策，以婚姻親情的方式協(xié)調(diào)強化與周邊各民族的關系。開明友善的民族關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長期實施，大大減少了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間的隔閡，增強了各民族間的廣泛互補和血肉融合，實現(xiàn)了多民族共同發(fā)展進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華民族新的代稱——“唐人”形成，奠定了現(xiàn)代中華民族的基礎。
外交
步輦圖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并沒有太嚴格的限制，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后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zhì)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范。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里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fā)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中亞和東亞各國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shù)。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xiàn)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于原始部落狀態(tài)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文化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大修諸經(jīng)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jiān)，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
撰經(jīng)修史
太宗戮力復興文教，獎勵學術，外國君長如高句麗、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來唐留學，使唐代學術文化傳播四方。東亞各國尤以日本、高麗為甚，深受唐文化影響。
社會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yè)，不公平的現(xiàn)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影響
成就
?奠定國基
?確立制度
貞觀年間，經(jīng)太宗的苦心經(jīng)營，延續(xù)了隋代的多種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diào)制、科舉制、常平倉制等，堪稱完備，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政風沿襲
太宗施政有方，選賢問廉能，克己納諫，成為一種良好的政治風氣。歷代有為的治國者，皆追慕「貞觀政風」而力圖仿效。
?用人唯才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古代集權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不足
貞觀時期的初唐處于帝國的上升階段，貞觀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問題上。
十漸不克終疏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游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正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nèi)圣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后，想去游獵仍然會去；想修筑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活動，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義。
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筑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里學的。”太宗聽后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征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至于他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征這個“田舍漢”，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這一年，魏征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同樣是在這段時間，魏征開始以自己的“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統(tǒng)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征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征之后，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于甲胄，舟車倦于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評價
北宋·范祖禹：“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于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曾鞏：“法度之行，禮樂之盛，田疇之制，詳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zhàn)必勝，攻必取，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近人曾有學案爭議，最后多方核實，此段是說太宗超越前王，而非不及）
北宋·何去非：“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將于衛(wèi)，據(jù)關而臨制之。處兵于府，則將無內(nèi)專之權；處將于衛(wèi)，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為未也，乃大誅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黷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
郭思貞：“二帝三王之治，后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人如拉朽，所向無前……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
元吳澄：“三代以后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chuàng)業(yè)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
元·戈直：“至于后世之君，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效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然屈己以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jié)用，寬厚而愛民，亦三代以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后人之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所益乎？”“禹以本固邦寧為難，湯以時沈克終為難，太宗身兼創(chuàng)業(yè)、守成之事，不以其已能者自滿，而以其未能者為懼，其致貞觀之治也哉！”
明太祖：“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
明季歷代論書匯編，有評價唐太宗：“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后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后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至精至妙，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明·趙弼：“（太宗）傳三百載之唐柞哉，太宗在位朝有賢良之宰輔，內(nèi)有長孫之賢后，致治之美庶乎？成康秦漢以來皆莫及也。實天之時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shù)百人皆痛哭剪發(fā)勢面割耳流血灑地，非有得于華夷之心而能然乎。史臣曰：秦漢以來功德兼隆一人而已”。
浚儀國史修文志：“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以來，未之有也。”
明憲宗：“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間，莫若貞觀之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也，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有治未純也。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遠登高之助也。”
張緒通：“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朝代，即漢代與唐代奉行道的哲學。這兩個帝國是當時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運、最先進的國度。監(jiān)獄是空的，遺落在街道上的貴重東西沒有人撿，所有國民充滿自信。這是因為這兩個朝代的政府達到了禮制與正義政府的水準。歷史學家把這兩個朝代稱為中國的黃金時代。”
勒內(nèi)·格魯塞《草原帝國》：“由于唐太宗的豐功偉績，一個不可預知的中國，一個英雄史詩的中國，并改寫了幾千年來一直延續(xù)著的文明史。”
參考資料
[1]
《 舊唐書·列傳第二十一·魏徵》 · 中國社會科學院[引用日期2015-07-03]
[2]
《新唐書·卷五十一·志第四十一》 · 中國社會科學院[引用日期2015-07-07]
[3]
《 舊唐書·本紀第二·太宗上》 · 中國社會科學院[引用日期2015-07-07]
[4]
盛世的歷史密鑰：施政包容性 · 人民網(wǎng)[引用日期2015-12-08]
[5]
貞觀之治的主要內(nèi)容 · 趣歷史[引用日期201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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