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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盛世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2個義項
明成祖朱棣統(tǒng)治時期
明成祖雄才大略，即位后勵精圖治，發(fā)展經(jīng)濟，提倡文教，采取了許多措施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使得天下大治，國家富強，疆域遼闊。明成祖年號為“永樂”，后世的史學家稱這一時期為永樂盛世。以至稱贊該時期“遠邁漢唐”，
政治上明成祖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由于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巨細。明成祖時，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后來內閣制度的雛形，皇帝國事繁忙時，內閣作便依照皇帝的指示來替皇帝處理國政。這種制度影響了明清兩朝，乃至西方。明成祖還在1421年，正式將明朝的首都遷到了北京。在地方設置管轄架構，比如東北、西北、西南設立行省或管理司。設哈密衛(wèi)、貴州建制等。經(jīng)濟上大力發(fā)展農(nóng)業(yè)，興修水利，疏通大運河，減輕稅負。軍事上明成祖多次親征漠北，南征安南，還組建了禁衛(wèi)京師的三大營，為明軍對外征戰(zhàn)的主力。明成祖對外不但宣揚國威，還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派鄭和下西洋，經(jīng)營南海，還派陳誠出使西域，開創(chuàng)了萬國來朝的局面。此外，明成祖命人編纂了《永樂大典》。這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典籍。它包容了先秦以來所有經(jīng)典的書，可以說就是本百科全書。這樣的典籍客觀上也備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書不至于失傳。同時還完善了科舉制度。
背景
疆域
陸地疆域
參見：明成祖經(jīng)營東北
明朝的領土囊括內地十八省范圍，初年東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烏地河流域，后改為遼河流域；北達戈壁沙漠一帶，后改為今長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為嘉峪關；并曾在今滿洲、新疆東部、西藏等地設有羈縻機構。明成祖時期甚至短暫征服并統(tǒng)治安南（今越南北部），永樂年間明朝極盛國土面積約達1000萬平方公里。
15世紀30年代后，由于天氣轉寒，農(nóng)耕不濟，靖難之役時邊塞軍隊被燕王抽調。因此期間塞北地區(qū)邊境略有南移。
永樂四年（1406），設哈密衛(wèi)，明朝在此封王置衛(wèi)，目的在于迎護朝使，統(tǒng)領諸番，屏蔽西陲。
永樂四年（1406年）明軍進攻安南，南線達到日南州一帶。次年設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設十五府、卅六州、兩百余縣。
永樂七年（1409年）在東北設置奴兒干都司，下轄130多個衛(wèi)所。
政治
遷都北京
朱棣登基后第一道詔書就是從南京遷都北京，立北平布政司為京師，詔改北平為北京。故宮、天壇和永樂大鐘是營建京師的三大工程，整個營造工程由侯爵陳圭督造，具體負責是規(guī)劃師吳中。從永樂五年（1407年）年起，集中全國匠師，征調了二、三十萬民工和軍工，經(jīng)過14年的時間，建成了這組規(guī)模宏大的宮殿組群，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建筑之一。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紫禁城建造完畢。永樂十九年（1421年）年，正式將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從此以后，北京就是明代的政治中心。
北京紫禁城
改革吏治
朱元璋由于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處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明太宗時期，完善了文官制度，逐漸形成了后來內閣制度。這個內閣制度后來被西方國家所效仿，一直延續(xù)到21世紀。
永樂元年（1403）九月初六日，明成祖朱棣敕諭吏部說：任官，圖治之基；求賢，任官之本。朕以藐躬嗣承大統(tǒng)，日理萬機，不敢暇逸，思欲旁招俊異之材，光輔邦家。爾內外諸司于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専阝）繁；而優(yōu)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并以名聞。毋娼嫉蔽賢，毋循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古訓具存，以資共勉。
逐諸王爵
永樂元年（1403）正月，剛剛登極改元的朱棣就在華蓋殿宴請諸王，同時宣布被朱允炆削廢的周王朱（木肅）、齊王朱搏、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全部復其舊爵，令各歸故封。其中周王朱木肅因與朱棣為同母兄弟，受恩有加，除復王爵外，并增歲粟二萬石。另外，谷王朱橞在燕軍攻抵京師時，開門迎降有功，朱棣特賜樂七奏，衛(wèi)士三百，改封長沙，增歲祿二千石。其實，這只不過是朱棣為了削減藩王權勢所采取的欲奪先予的策略。隨著朱棣永樂王朝的鞏固，削藩就提上了議事日程：永樂元年（1403）十一月，削革代王朱桂的三護衛(wèi)及官屬；永樂四年五月，削去齊王朱樽的官屬和護衛(wèi)，八月廢齊王為庶人；永樂六年，削除岷王朱楩的護衛(wèi)，并罷其官屬；永樂十年，削去遼王朱植的護衛(wèi)；十五年，廢谷王朱橞為庶人；永樂十九年，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捕被迫獻還三護衛(wèi)。這樣，朱棣把當時掌握兵權的大部分親王，或削其護衛(wèi)，或廢為庶人，基本達到了削除藩王兵權的目的。
文官之治
明成祖
朱棣認為他的首要任務是恢復他父親朱元璋的制度，這些祖制已被建文帝放棄了。一方面他保留了朱元璋的基本行政結構，一方面他的改組又注入了革新的內容，以矯正從前時代安排上的失誤和適應變化中的需要。第一步是先組建新的內閣，使之作為皇帝和官員之間的聯(lián)系橋梁而在內廷發(fā)揮作用；這樣就彌補了1380年取消外廷的中書省之后所引起的結構上的缺點。內閣馬上變成了官僚政制的主宰，并且作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執(zhí)行機構來進行工作。
朱棣即位后不久就著手組織新的內閣：他任命七位學者到翰林院的高級崗位上來，然后讓他們擔當國家事務的主要顧問。開始時是在1402年8月和9月分別任命解縉（1369年—1415年）和黃淮（1367年—1449年）做翰林學士。不久又任命了胡儼（1361年—1431年）、胡廣（1370年—1481年）、楊榮（1371年—1440年）、楊士奇（1365年—1444年）和金幼孜（1368年—1431年）。這些人都很年輕，又都來自中國南方和東南方，都是因他們優(yōu)異的文學才能和行政經(jīng)驗才入選的，盡管他們幾乎都在建文朝廷服務過。除了胡儼、解縉和楊士奇以外，其余的人都在建文時代中了進士試。在洪武朝，這種翰林學士馬上會加大學士銜；在新皇帝統(tǒng)治之下要到晚些時候才能加這個銜。但是，雖然他們享有很大權力和勢力，他們的品級卻比較低，高不過正五品。他們全都任職于皇宮內的文淵閣（1421年以前是在南京，以后是在北京），所以他們能隨時待詔。這種辦法也和洪武時代的不同，在洪武帝時期這些大學士都在禁城內的四殿二閣供職。
這些步驟導致內閣起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些翰林學士開始成為皇帝的主要顧問和作為皇帝與官僚政制之間的承上啟下的人。在洪武朝代，大學士主要是在內廷起草制誥；這些新翰林學士則能夠與皇帝進行個人接觸，決定國家事務，參與制定政策。他們常常和六部主管官員開聯(lián)席會議審議國事，但是他們逐漸地左右了外廷的六部，因為他們很容易接近皇帝。皇帝無論駐蹕在什么地方，也都一般地要把大學士召到身邊：1402年年到1409年在南京時是如此，1409年到1417年在南京和北京兩地時是如此；以后定都北京時也是如此。
特務機構
朱棣在揭示了變節(jié)行為如何能夠顛覆皇上之后，便重新組織了他的監(jiān)視網(wǎng)，以確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同時用它來監(jiān)察弊政。為了獲取情報，他不僅依靠文官政制中的監(jiān)察和司法官員，他也依賴自己的宦官和錦衣衛(wèi)。
宦官們作為皇帝的私人仆役又直接聽命于皇帝，對皇帝公開表示絕對的忠誠，并且準備隨時執(zhí)行交給他們的任何任務。皇帝給宦官們的信任大于對其他人的信任，因此讓他們廣泛地從事監(jiān)視工作，這是不足為奇的。宦官們由于在建文朝時已經(jīng)忠實地履行各種不同的特殊使命而顯示了他們的價值，而且正是在南京的宦官們泄漏機密，才使得建文朝廷打了敗仗。其結果是皇帝把曾為建文帝服役的許多宦官倚為心腹，并且經(jīng)常使用他們。最著名的宦官有率領船隊遠航東南亞和印度洋的鄭和（1371年—1433年），還有李達、侯顯（活躍在1403年—1427年）和亦失哈（1409年—1451年），這三個人都曾奉旨出使到某些外國去。
另外還有許多不這么知名的宦官也給皇帝執(zhí)行了不同尋常的任務。這些宦官被派去刺探各種不同人物的情報，其中包括官員、皇族宗室成員以至平民百姓；作為給紫禁城內龐大的皇室負責采辦的官員，他們被任命為特派員，為皇宮的建筑工程去獲取稀世珍寶和稀有材料；另外，他們也被派去進行征戰(zhàn)或執(zhí)行外交使命。可是，他們因職在刺探文武官員的言行而不得人心。宦官們在搞調查和執(zhí)行判決時擁有絕對的權力；另外，雖然他們確實揭露了某些貪污和背叛分子，又往往偽造罪名，而且侵權妄為，從而常常造成悲劇性后果。1420年，在北京設了特殊的調查機構——東廠；這個機構交給宦官掌管，從來不受正規(guī)司法當局的轄制。它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治安保衛(wèi)機關的牢獄，而且，關于東廠實行的非法監(jiān)禁、嚴刑拷打和不明不白地致人于死地的傳說一直在公眾中流傳不息，直至明朝的滅亡。
為了加強帝位的安全程度，朱棣又重建錦衣衛(wèi)來協(xié)助宦官搞調查工作。錦衣衛(wèi)最初由朱元璋在1382年通過重建他的個人衛(wèi)隊而創(chuàng)立，但是它的警察職能在1387年被撤消，因為那時發(fā)現(xiàn)了錦衣衛(wèi)的某些軍官有越權和濫用權力的行為。為了在即位之初就恢復他的錦衣衛(wèi)的那些功能，朱棣征調了他信任的許多軍官做它的指揮使；這些人中有非漢人的指揮使——特別是已經(jīng)贏得了他的信任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他授予這些指揮使以各種秘密調查之權，還授權讓他們拘捕和處罰一切被懷疑向他的權力進行挑戰(zhàn)的人。
軍事
改革編制
朱棣統(tǒng)治時期軍事組織在武裝力量的結構方面經(jīng)歷了四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取消了護衛(wèi)。第二個變化是把大部分駐在南京的京衛(wèi)調到北方，并把某些北方的部隊提到親軍的地位，這就使駐北京的京衛(wèi)成為帝國中最大的一支部隊。第三個是在京師設營，士兵們通過營定期從地方部隊輪換去邊境防線服役或進行征戰(zhàn)，并在營中操練和受訓。第四個大變化包括在長城沿線組織邊防的鎮(zhèn)；這個措施是永樂帝對付這條邊界以北的游牧入侵者的新戰(zhàn)略的組成部分。
朱棣取消藩王護衛(wèi)的愿望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朱元璋統(tǒng)治時期建立的分封制下，親王具有廣泛的權力。朱棣曾經(jīng)利用這種權力建立了自己的軍隊；這個經(jīng)驗促使他解散護衛(wèi)，并讓他自己的兒子們離開軍鎮(zhèn)。在內戰(zhàn)期間，他的長子和次子都參加過戰(zhàn)役。但是在他登基后，當他在外征戰(zhàn)時，他讓長子當攝政；次子則因策劃反對其兄長而在1417年被捕。
同時，像建文帝做過的那樣，朱棣也感到非削弱其他親王——都是他的弟兄——的權力不可；許多親王被指控有罪而遭到清洗，他們的護衛(wèi)被解散。
因此，到朱棣統(tǒng)治結束時，在原來朱元璋建立的30支藩王護衛(wèi)部隊中，只有4支完整地保留下來。朱棣原來為燕王時屬于他的3支護衛(wèi)部隊，即燕山衛(wèi)，被并入組成北京皇帝私人軍隊的親軍之中。剩下的23支護衛(wèi)部隊中，有的被調駐不同的地點。其他的則被解散，它們的部隊被改編成京師的新的衛(wèi)。從此，授給新王的封地很少設護衛(wèi)，到明朝末年，屬于軍事編制的藩王衛(wèi)隊不到12支。
把軍事衛(wèi)隊調往北直隸之舉是永樂年間進行的意義最為深遠的一項軍事改組。在朱元璋統(tǒng)治下，南京的41支衛(wèi)隊合稱為京衛(wèi)；這些部隊包括皇帝私人的12支親軍和29支隸屬于五個都督府的護衛(wèi)部隊。當朱棣以北京為京師時，他把南京的許多這些護衛(wèi)部隊調到北方。到1420或1421年，北京的衛(wèi)包括以下三個部分：原屬北京都督府的衛(wèi)；原來的南京京衛(wèi)；原屬諸王的護衛(wèi)部隊。少數(shù)已解散的其他部隊也從其他省調到北京。
京衛(wèi)的核心是由構成皇帝親軍的22支護衛(wèi)部隊組成。它們包括3支燕山護衛(wèi)部隊、原屬北京都指揮使司的16支護衛(wèi)部隊中的7支，以及曾隸屬于南京皇帝禁軍的12支部隊。這22支護衛(wèi)部隊包括159個所；這些部隊號稱共有190800人（一衛(wèi)包括1200人），但是實際人數(shù)很可能大大低于此數(shù)，因為到朱元璋時期末年，各地區(qū)的衛(wèi)大致只有它們足額兵力的5/8。其他6支部隊并入皇帝親軍的部隊依然歸他直接調遣；其中3支原屬前北京都督府，3支由各解散部隊的士兵組成。這些部隊提供了進行建設工程的大部分士兵。
南京的軍事編制包括29支其他的護衛(wèi)部隊，每支部隊分歸前京師的各軍都督府之一指揮。到1420年，這些部隊中大約19支已調往北京，剩下的則是專事水上作戰(zhàn)的部隊。1420年以后，南京的軍事編制由17支隸屬于皇帝私人軍隊的護衛(wèi)部隊和32支由南京五個都督府聯(lián)合指揮的部隊組成。同時，南直隸外圍城市原屬南京中軍都督府管轄的部隊則改由北京的中軍都督府管轄；這進一步削弱了南京行政的權力。1421年隨著北京周圍的地區(qū)成為北直隸，北京的后軍都督府開始對該地區(qū)進行指揮。從此以后，北京的后軍都督府統(tǒng)轄了16支護衛(wèi)部隊，其中11支后來負責守衛(wèi)皇陵。
在改組過程中，大批人民搬遷至北京及其周圍的地區(qū)。至少有435個所，即明朝全部部隊的25—30%駐扎在北京地區(qū)，其中335個所原從明朝的其他地方遷來。如果采用前面的計算，這些部隊的實際總兵力約為25.1萬人，但是真正的數(shù)字可能略高。另外，許多士兵有家眷。1393年的人口統(tǒng)計數(shù)字表明，北京地區(qū)有定居人口1926595人。因此，有理由認為15世紀初期北京省（1403年以后之稱）的人口很可能大大地超過200萬。總之，在1422年以后，長駐在北京的部隊形成了首都居民的相當大的一部分，這樣就大大地加劇了供養(yǎng)基本上是依附人口的問題。
軍功授爵
永樂元年（1403）十月初一日，制定軍功襲職例；凡軍官舍人，旗軍余丁，或自愿報效，或選令征進，曾歷戰(zhàn)功升授職役亡故者，由其子承襲，無子者，由其父兄弟侄受襲。職役小者，俱準承繼相等的職事，而義子女婿不準承襲。若先前不曾立功，就職后也無戰(zhàn)功的亡故者，不許承繼其職。指揮、千百戶子弟隨征有功，先已升至指揮、千百戶，后有征進有功升職者，準予襲職，不曾征進者則不許承襲。致仕官守城或征進有功亡故，并年老告代者，原代職子孫也曾隨征，或曾任北京衛(wèi)所職事，及見支優(yōu)給職任小者，就與父兄所升職事。若職事相等，不許令次子孫別襲。若原替職子孫不曾于北京衛(wèi)所任事，次子孫曾隨征，或于北京守城，如今其父祖欲令襲授所升之職者聽任，原替職子孫革聞。
對外戰(zhàn)爭
為了徹底解決大元朝的殘余勢力，從永樂八年（1410年）開始，朱棣親自率領明軍進行北伐。蒙古勢力遭到永樂帝的連續(xù)打擊后，此后數(shù)十年都無法對明朝構成威脅。
?親征蒙古
第一次蒙古之役的發(fā)動是實行報復，因為1409年東部蒙古的本雅失里汗處決了中國人派出的一個使節(jié)，其后丘福所統(tǒng)領的大規(guī)模討伐又被打敗。在1409年9月臚朐河的戰(zhàn)斗中，丘福和其他幾名高級將領都在蒙古知院阿魯臺手下喪生。經(jīng)過悉心的計劃之后，1410年3月，朱棣率領逾30萬的大軍從北京出發(fā)，通過宣府北向興和，直抵臚朐河。他及時抵達位于斡難河畔本雅失里汗的大帳，按照史書記載朱棣在6月15日把它摧毀。但是，本雅失里汗并未喪生，而是向西逃去。7月份，明軍追趕本雅。
1410年的戰(zhàn)役未能給北方邊境帶來安全。在西北的瓦剌蒙古人此時構成了新的威脅。1409年，被明朝冊封為王的強大的酋長馬哈木在他逃避中國軍隊時于1412年春刺殺了本雅失里。他然后在蒙古的舊都哈爾和林立了一個傀儡君主，并且開始向東進軍去對付阿魯臺，其明顯的目的是要統(tǒng)一蒙古民族。明朝廷試圖在這兩個對手之間進行挑撥。阿魯臺在1413年7月被封為和寧王，并被授予朝貢制度下的貿易特權。1413年末阿魯臺告知明朝廷，馬哈木的軍隊已跨過臚朐河，這件事促使朱棣發(fā)動了第二次蒙古之役。
經(jīng)過幾個月的準備之后，第二次蒙古之役在1414年4月開始。朱棣這一次又親統(tǒng)大軍，在西蒙古人向東蒙古遷移時力圖集中力量把他們殲滅。明軍深入到蒙古，與馬哈木的大帳交戰(zhàn)于土剌河上游。在接下來的戰(zhàn)斗中，明軍使用了大炮攻擊瓦剌人。雖然明軍遭受重大損失，他們仍迫使瓦剌人退卻，馬哈木率眾潰退，兵力銳減。這次戰(zhàn)役打了不足五個月，朱棣于8月份凱旋回到北京。他在班師途中想與東蒙古人的阿魯臺會見一面，但阿魯臺假裝生病，避而不見。可是，阿魯臺繼續(xù)進貢了幾年。
馬哈木死于1416年，他的大帳隨之而來的解體暫時解除了西部很不服節(jié)制的瓦剌蒙古人的威脅。這就使得朱棣能夠轉移注意力來建設新都北京。這也促使阿魯臺向西把他的影響擴展到瓦剌諸部，他開始就明朝接受他的使節(jié)和他的津貼的數(shù)額與明朝廷發(fā)生爭執(zhí)。到了1421年阿魯臺停止了進貢，他的徒眾們也時不時地越境進行零星的襲擊。朱棣的反應是準備再進行一次戰(zhàn)役；但是這一次他在朝廷內遇到戶部尚書夏元吉及其他高級官員以軍費為理由的頑強的反對。朱棣占了上風：夏元吉被囚禁，他的副手方賓自殺。
1422年4月朱棣離開北京，親統(tǒng)大軍去討伐阿魯臺。此時阿魯臺已經(jīng)占領了張家口之北的興和要塞，并且降服了屏障明朝東北邊境的兀良哈三衛(wèi)；他計劃在長城附近阻止住中國軍隊，使之不能靠近他的基地。朱棣卻是直趨多倫（在開平衛(wèi)）附近的阿魯臺的營地，同時派了2萬人馬進攻兀良哈三衛(wèi)，終于在7月使之降服。等到明軍抵達多倫時，阿魯臺攜人馬遠遁至外蒙古。朱棣不想窮追不舍，在9月末返回了北京。
1423年，朱棣發(fā)動了第四次反對阿魯臺的戰(zhàn)役，以阻擋他們對北方邊境的迫在眼前的進攻。這是一次小規(guī)模的遠征行動，朱棣直到8月末才離開北京。明軍在通過了興和和萬全以后尚未能與阿魯臺的人馬接觸。朱棣在10月份才知道阿魯臺已被瓦剌人打敗，他的部隊也已潰散。所以他在12月返回北京，這次戰(zhàn)役是無功而還。
1424年，他發(fā)起了他的最后的第五次蒙古之役。朱棣對阿魯臺的黨羽侵入開平并南下進迫大同作出反應，在北京和宣府集結了大軍。4月初，他在視察了軍隊之后便統(tǒng)率遠征部隊離京作最后一戰(zhàn)。在以后兩個月時間內，明軍通過土木進抵開平之北，但是又沒有能夠遇上阿魯臺的大帳。有些將官請求給一個月糧草以便深入敵人領土，但朱棣擔心他自己已經(jīng)過份地深入敵境，就拒絕了這些建議，并撤回了他的軍隊。1424年8月12日，朱棣病逝于多倫之北的榆木川，留下的蒙古問題和他登極初年一樣懸而未決。
?南征安南
安南是現(xiàn)今越南的北部，它本是一個受中國文化強烈影響的藩屬國家；但它自10世紀以來在政治上一直是獨立的，并且頑強地反對中國的政治干涉。早期的中國統(tǒng)治者們充分注意到了安南的戰(zhàn)略重要意義，曾經(jīng)想間接通過外交和文化壓力來迫使它就范。朱元璋1395年的《祖訓錄》曾把安南以及占城國和柬埔寨一起都包括進不征之國。朱棣不顧這種祖訓，認為安南的內部事件威脅著明朝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明朝的版圖。
安南的平定工作是一個難于處理的重大問題。中國行政結構的強行建立馬上引起了安南人的反感；他們開始到處反抗明軍。張輔的軍隊粉碎了這種地方性的反抗，在1408年他和他的主力部隊返回了中國。1408年9月，原陳氏官員陳 首先舉起了有組織的反叛的旗幟。他建立了大越王國，并攻占了義安府城和其他幾個城鎮(zhèn)。曾經(jīng)在征服安南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沐晟，這時又受命帶領云南軍隊來平定這場叛亂。可是，陳 的軍隊很熟悉當?shù)氐牡匦危值玫饺嗣竦闹С郑灰虼怂辉俅驍×算尻傻能婈牎?409年秋，張輔又被派回安南來挽救局勢。經(jīng)過了一次周密計劃的進攻之后，1409年12月張輔打敗了陳，并捉到了他。張輔在1410年初被召回后隨駕出征北方邊境的阿魯臺，留下沐晟再一次負責交趾的事務。
陳 的一個侄兒陳季擴登上了陳氏的王位，他一直未被抓住，因而變成了越南人抗戰(zhàn)的領袖。沐晟對他的進攻沒有什么進展。明廷想安撫陳季擴和他的支持者，把他封為交趾右布政使；他拒不接受，戰(zhàn)事仍在繼續(xù)。1411年初，張輔再次被派往安南，隨帶2.4萬人。他連勝兩仗，奪回了于1408年失陷的義安府城。但是，叛軍回避打陣地戰(zhàn)，叛亂繼續(xù)拖延了三年，直到陳季擴在1414年3月30日最后被俘為止。張輔在1415年暫時被召回南京，但又不得不返回交趾以撲滅另外幾次叛亂。可是，這時的抵抗很輕微，到了1416年底他和他的大部分中國軍隊都被召回國。
李彬在1417年2月取代張輔的時候，局勢已經(jīng)惡化了。安南人不滿情緒的加劇是由于被派到安南來為建造新都北京而搜集材料的宦官馬騏，增加了對安南的稅收和木材的要求。1417年末和1418年初發(fā)生了幾起暴亂。叛亂分子聚集在黎利（約1385年—1433年）手下：此人是清化的一名糾糾武夫，曾經(jīng)追隨過陳季擴，現(xiàn)時已自封為王。他在1419年和1420年都和明軍打仗，但兩次都失利。他于是用游擊戰(zhàn)繼續(xù)抗爭，并且贏得了鄉(xiāng)村人民對他的忠誠，他在鄉(xiāng)村中被視為抵抗運動的象征。盡管投入了大量的作戰(zhàn)軍隊和行政支持，中國人發(fā)現(xiàn)不可能把叛亂運動鎮(zhèn)壓下去，安南戰(zhàn)爭一直消耗著朝廷的財力。在永樂末年明朝也仍然未能鎮(zhèn)伏叛亂。這種失敗引起了朱棣諸繼位者的許多嚴重問題。1427年，明朝決計撤兵，放棄了22年以來在那里建立交趾布政司的努力。
經(jīng)濟
農(nóng)業(yè)
朱棣對各地方官吏要求極為嚴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須深入了解民情，隨時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永樂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覲見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陳述當?shù)氐拿袂椋€規(guī)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者勿問’。之后，朱棣宣布“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觀察員，如果看到民間疾苦而不實報的，要逮捕法辦。對民間發(fā)生了災情，地方上要及時賑濟，做到“水旱朝告夕振。無有雍塞”。
1405年，全國稅糧31133993石，這是連續(xù)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萬石以上的稅收，按照當時不足一千萬戶的民戶統(tǒng)計，每戶平均納稅超過三石。此外從永樂元年起軍衛(wèi)屯田的收入也達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戶交納的稅糧，平均到當時人口，人均超過一石。
畜牧業(yè)
永樂元年（1403）正月十六日，頒定牧馬法：牡馬一匹配牝馬三匹，每歲課征一駒給軍士，非征發(fā)不得擅自遣用。
手工業(yè)
永樂時，布帛、絲絹、棉花絨和果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這也反映了當時經(jīng)濟作物的發(fā)展。
永樂年間是明代制瓷業(yè)的鼎盛時期。江西景德鎮(zhèn)仍是全國制瓷業(yè)中心。這里人口約十萬，洪武年間有官窯20座，宣德時發(fā)展到58座。景德鎮(zhèn)瓷器不僅產(chǎn)量高，而且質量好，在制瓷工藝方面取得許多新的成就。如永樂時的錐拱、脫胎，都是技術上的新創(chuàng)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紅是永樂時的名貴瓷器。宣德時的青花瓷更是上品。還有一種用南洋的紅寶石摻進釉料中制成的瓷器，稱為“祭紅”，具有寶石的光澤。
制造業(yè)
?冶鐵
洪武年間，全國官營鐵礦有13所。這些鐵冶，除煉生鐵之外，還煉熟鐵和鋼。但官營礦冶總的說來是停滯不前的。它的生產(chǎn)完全依其他官營手工業(yè)部門對生鐵原料的需要而定，時而開采，時而封閉，產(chǎn)量極不穩(wěn)定。而民營礦冶卻在穩(wěn)步發(fā)展，這從歷年民礦向政府交納的貢課中可以看出。1403年（永樂元年），民間交鐵課79800多斤；1434年（宣德九年），增加到555267斤。明朝規(guī)定，鐵課三十取二，按此計算，在30年中，產(chǎn)量當從近120萬斤增至830多萬斤，上升七倍。冶鐵業(yè)中官礦衰落、民礦發(fā)展這一趨勢，是明代礦冶業(yè)，也是其它手工業(yè)共有的現(xiàn)象。
?造船
明初的造船業(yè)曾居世界前列。南京城北龍江（亦叫龍灣）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造船業(yè)基地。鄭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龍江制造的。其他各地的造船業(yè)也都很發(fā)達。各地造船種類很多，有遮洋造、備倭造、戰(zhàn)船、淺船、風快船、黃船，等等。其中海運稅糧的遮洋造最大，可裝載糧食四五百石。
永樂元年（1403年）5月，朱棣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樂元年（1403年）8月，命京衛(wèi)及浙江，湖廣、江西、蘇州等府衛(wèi)造海運船二百余艘，朱棣還命令福建的所有中國造船廠承擔大規(guī)模的造船任務。
文化
編纂大典
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縉、姚廣孝、王景、鄒輯等人纂修大型類書，至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即《永樂大典》。這部《永樂大典》與清朝人修纂的《四庫全書》不僅形式不同，目的也不同。修纂《永樂大典》并非出于文化專制的目的，而只是為了保留下更多的史書，能夠為后人所用。《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
《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明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縉、鄒輯、姚廣孝、王景、等人纂修，永樂二年（1404年）十一月編成《文獻大成》。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全書正文22877卷，目錄60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shù)約3.7億字。書中保存了中國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種典籍資料達8000余種，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
這個集成對于學術研究，對于闡述倫理和權威問題上的正統(tǒng)觀念，對于科舉考試，對于定出公共行為的官方法典來說，都是有用的。除了《永樂大典》外，其余幾種小型匯編都曾在官員、帝國的學校和應科舉試的士子中散發(fā)；有幾種甚至送到了日本、朝鮮這樣的藩屬國家，從而在國外也促進了正統(tǒng)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總之，它們形成了士人階級的理智觀和文化觀，同時又為帝國政府奠定了意識形態(tài)的原理。
尊崇儒家
他利用科舉制及編修書籍等籠絡地主知識分子，宣揚儒家思想以改變明初嗜佛之風，選擇官吏力求因才而用，為當時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fā)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抑佛尊道
朱棣在位期間，一方面嚴厲整頓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對明代整頓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補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對之加以提倡和保護。朱棣對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對他維護和鞏固封建統(tǒng)治、維護國家統(tǒng)一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對佛教整頓和限制政策也為后朝所沿用，影響深遠。
民族
明初朱元璋比較注意對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政策。朱棣繼承太祖的一些有效作法，進一步加強了對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政治上，穩(wěn)定政局，安撫四方。明成祖即位后，對政治上的建設尤為重視。他認為對少數(shù)民族的政策必須慎重，“四夷順，則中國寧”，只有安定四方，才能長治久安。因此，他注重從政治上加強對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并注意政策的實效；在軍事上剿撫并行；經(jīng)濟上減免稅負，加強貿易往來，實施屯田；文化上，積極推廣中華文明。
西藏
在明朝掌握政權時，西藏寺院教團之間的宗教對立常常導致公開的戰(zhàn)爭；宗教和政治權威之間出現(xiàn)了嚴重的分裂。得銀協(xié)巴（中國稱哈立麻）以善行法術著稱于世，朱棣在為燕王時已聞其名。
朱棣在1403年登基時，派了一個由以后多次被用作外交官的宦官侯顯和著名印度僧人班的達的弟子智光（率領的使團去西藏。使團邀請得銀協(xié)巴去南京。得銀協(xié)巴在一開始派出一個納貢使團后，在1407年4月親自去明廷，受到隆重的接待。他應請求為皇帝死去的雙親舉行宗教儀式，據(jù)記載他施展了許多魔法，如使許多神祇顯形，制造鶴、獅、花雨、甘露的幻象等等，時間長達22天。他和他的隨行人員受到重賞，取得了響亮的官銜，并前往山西省重要的中國佛教中心，在那里又舉行了儀式，然后返回西藏。他在以后至少與明朝廷交換了三次禮品。次年，朱棣加封哈立麻，賜領天下釋教。侯顯因奉使有功，擢為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此后，侯顯又數(shù)次奉詔出使各國。
他的繼承者通哇頓丹（1416年—1453年）到15世紀40 年代末一直派來使團。明朝朝廷顯然不知道得銀協(xié)巴之死，所以認為這些使團都是他派出的。1413年，薩迦派的教長（關于他的法力，皇帝也已有所聞）應邀來北京。他也受到隆重接待，并于1414年由宦官護送回藏。此后薩迦派的住持繼續(xù)派使團來中國，直至15世紀30年代。
朱棣還試圖把當時最偉大的宗教人物，即格魯派（黃教）的創(chuàng)始人宗喀巴（1357年—1419年）請到明廷。到15世紀初，宗喀巴主張的一種新的和更嚴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請他來朝廷。
其他西藏的宗教領袖也受到推動而與明朝發(fā)生聯(lián)系。
韃靼、瓦剌
建文四年（1402），元順帝后裔坤帖木兒被部酋長鬼力赤殺害，鬼力赤本非元帝后裔，各部多不服。鬼力赤遂棄大元皇帝稱號，改號韃靼，自稱可汗。永樂元年（1403）二月十二日，朱棣遣使貽書鬼力赤以通好，并賜與銀幣等物。同年七月十五日，又遣指揮革來等人詔諭鬼力赤，再申講好修睦。
朱棣通過搞分裂、賞賜和平定外蒙古的不聽命于他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西）蒙古人以及在其南面住在東內蒙古的兀良哈諸部落，想方設法在北方邊境取得和平。在他征剿叛逆的阿魯臺和馬哈木部落領袖的同時，他還派使團帶著禮物邀請所有人在納貢制度下進行貿易。明朝廷利用這一制度出于幾個目的。它提高了朝廷的威信；它能不求助于武力而使游牧民安分；它為明朝騎兵提供馬匹的來源。蒙古諸部落接受這樣的安排，因為它們需要取得中國的貨物，雖然當它們的需要不能通過貿易得到滿足時經(jīng)常襲掠邊境。
為了控制蒙古納貢使團的次數(shù)和規(guī)模，它們來華的路線和入境點、它們在朝廷呈獻時的禮儀、朝貢品應付的價格、以及送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的禮品，明朝廷都制訂了細致的規(guī)定。例如，兀良哈諸衛(wèi)獲準每年派使團兩次，每次300人，一次在皇帝生日時，一次在中國的元旦。但是這類規(guī)定從來沒有嚴格實施過，也沒有用于更遠的東蒙古人和瓦剌蒙古人。蒙古使團一般呈獻馬、家畜作為貢品，要求報酬、禮品、官職和貿易特權。朝廷以錢鈔、白銀、絲綢、紡織品、官品和官銜賞賜給部落領袖及其使者，以高價收取貢品，并準許蒙古人在指定的地點進行貿易。例如，在1404和1406年為女真和兀良哈諸部落在開平和廣寧設立兩個馬市。但是朝廷派的官員（通常為宦官）出于私利，經(jīng)常改變賜給蒙古人的禮物的規(guī)格和他們貢品的價值。這樣就常常引起糾紛和對邊境的劫掠。
已在遼東半島定居的來自泰寧、朵顏和福余三個衛(wèi)的蒙古人在永樂年間派出了最正規(guī)的納貢使團。這是因為他們靠中國的禮品、補助和定期貿易為生，而朝廷則需要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系，以確保北方邊境的安全。根據(jù)《明實錄》，兀良哈部在某些年份（如1403年、1406年、1413年和1416年）作為一個正式的集體前來朝廷，但一般地說，這些使者被認定是代表個人的，呈獻的貢品也多于容許的數(shù)量。他們的貢品主要是馬匹；1414年的一次他們帶來了約3000匹馬。他們的納貢使團在1410、1411、1418和1422至1424年這些年份停止來華。中斷出現(xiàn)在他們參加了阿魯臺或瓦剌人的叛亂時期，如1422年；這一次他們被阿魯臺征服，被迫參加他的事業(yè)。但是，當和平恢復，明廷繼續(xù)接受兀良哈的使團，甚至為了保持和平，還容忍偶爾發(fā)生的邊境劫掠事件。
在阿魯臺統(tǒng)治下，東蒙古人繼續(xù)與永樂帝朝廷保持納貢關系。明統(tǒng)治者容忍經(jīng)常爆發(fā)的小的敵對行動，因為他謀求維持邊境的和平。已知阿魯臺早在1408年就派過一個使團，但在1410年征蒙戰(zhàn)役中他戰(zhàn)敗后，他才開始定期派出使團。在1410至1424年期間，阿魯臺派了27個使團至明朝廷，此數(shù)超過了規(guī)定，而且在連續(xù)的兩年（1413年和1414年）中他共派了11個使團。貢品主要為馬匹。作為回報，明朝廷賜給他和他的使者紙鈔、白銀、絲織品和各種生活用品，授予他們官銜并慷慨地酬答他們的貢品。在1421年、1422年、1423年或1424年明帝征討阿魯臺時期，沒有納貢使團來朝。但一旦戰(zhàn)爭結束，朝廷又不加指責地接納他的使團，其中兩個使團在1424年8月皇帝死后不久到達。
瓦剌蒙古人也與明朝保持納貢關系，在此同時又幾次襲擾邊疆進行劫掠。1408年10月，馬哈木派第一個納貢使團攜馬匹前來明朝廷；他得到了封地并被賜給一枚王的印璽。1409年其他兩個瓦剌部落領袖也得到類似的封賞。除了1414年、1416年、1420年和1422年，瓦剌人每年派正規(guī)的使團來華。這些使團一般來自馬哈木，但也有少數(shù)是其他部落領袖派出的。貢品主要為馬匹。瓦剌使團在1414年中斷來朝，當時馬哈木造反；但在1415年瓦剌人恢復進貢。1418年4月，在馬哈木死后兩年，他的兒子脫懽與其他兩個部落的領袖來到朝廷，要求繼承他父親的品位。這一請求被批準，于是脫懽派使團幾乎歲歲來朝，一直到了永樂統(tǒng)治的末年。
女真族
明朝東北地區(qū)
明朝在建立與女真人的關系方面采取了主動行動，其措施是派遣外交使團，送禮品給他們的部落領袖，邀請他們進行納貢制度下的貿易。早在1403年，朱棣開始派一個使團出使建州女真的統(tǒng)治者阿哈出以進行籠絡；使團受到很好的接待。12月，朱棣在建州設一女真衛(wèi)，并賜官印以及錢鈔、絲綢、袍服和生活用品等禮物給建州使者。不到五年，另外五個衛(wèi)在女真領土上建立。在朱棣在位的以后時期，在滿州設立179個衛(wèi)和20個所，以確保女真人的臣服和納貢貿易的順利進行。許多在適當時機得到官銜、官品和貿易特權的女真部落領袖放棄了與朝鮮的聯(lián)系，宣布他們效忠于明朝朝廷。
生女真對1403年中國使團的反應是回派了一個使團，但他們依然是靠不住的。1409年初期，朱棣派宦官亦失哈率一專門使團前往生女真的領地；亦失哈為海西女真人，被俘后為明朝效勞。1411年，他率25艘船和千余人駛往位于北滿邊遠地區(qū)的奴兒干，在那里幾乎沒有遇到反抗。他厚賞地方部落領袖，設立了一個都指揮使司，并說服部落領袖們派一朝貢使團與他一起返回。此后，亦失哈又三次率領使團去奴兒干，最后一次在1432年；明朝廷設立了一系列的驛站，以便與住在偏遠的北方的女真人聯(lián)系。為女真人設立了邊境集市，少數(shù)集團獲準在遼東的中國邊境境內或鄰近之地和在北京之北定居。定居者到得了禮物和糧食，有些部落領袖還接受了低官階的武職和官銜。他們則報之以向明朝廷進貢土產(chǎn)品。
因此朱棣能夠不訴諸武力而與女真諸部落建立令人滿意的關系。在與幾個主要的女真集團建立了良好關系后，他就能集結其武裝力量去征討蒙古。同時，通過設置防御性的衛(wèi)和運用納貢制度，他滿足了女真部落領袖的某些經(jīng)濟的和身份的要求，因為這些部落領袖派遣納貢使團來到中國，為的是取得金銀、絲綢、糧食和其他用品的禮物，和享有在中國進行貿易的機會。就明朝廷而言，它能取得諸如馬匹、優(yōu)質裘皮等商品，還能得到諸如在明朝內不能搞到的人參等藥材。
外交
路線
海路：永樂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鄭和為正使，王景宏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fā)，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jīng)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后七次出海遠航，經(jīng)過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圣地麥加。這就是偉大的鄭和下西洋。
陸路：朱棣還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諸國，西域諸國如帖木兒帝國、吐魯番、失剌斯、俺都準、火州也與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來，稱臣納貢。明朝與西域諸國加強了政治、駐軍和貿易往來，使得全國的統(tǒng)一形勢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和鞏固。
清朝官修《明史》中描寫永樂帝在位期間，“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
范圍
?朝鮮
1392年李氏王朝的朝鮮國建立。明朝對朝鮮的政策為幾個目的服務。朝廷謀求破壞朝鮮在女真族中的影響和確保中國邊境的安全以對付蒙古的入侵。朝鮮統(tǒng)治者不但重視對北方的諸部落的防衛(wèi)，而且珍惜他們與明朝的政治和文化的聯(lián)系，因為他們認為，這類聯(lián)系會帶給統(tǒng)治王室以權威和正統(tǒng)性。
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鮮王李芳遠他登基之事。11月，國王派使者請求新的印璽和敕封；1403年他又派一個使團，要求取得醫(yī)治其父疾病的藥材。這兩個要求都被批準，它們標志著定期互派使節(jié)的開始，使節(jié)的交流有時一年兩三次。朝鮮人進貢土產(chǎn)品，如人參、漆器、豹皮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負擔是年貢150兩黃金和700兩白銀。作為回報，皇帝賜給朝鮮王及其使者豐厚的禮物——絲綢、精美的衣服、藥材、書籍和樂器；他還授予朝鮮王及其太子以榮譽的稱號。
但是，明朝廷常常對朝鮮人提出過分的要求；這些要求在中國史料中只是一筆帶過，但在朝鮮的記載中卻有詳細的論述。例如，永樂帝經(jīng)常索取馬和牛以供軍用，而朝鮮王便應命在1403年送去1000多匹馬，1404年送去1萬頭牛，1407年送去3000匹馬，以及1410年送去另外一大批馬，以支援對蒙古的第一次征討。還有特殊的要求。在1403年、1406年、1407年和1411年，永樂帝派他的高級宦官黃儼前往朝鮮索要銅佛像、佛骨（舍利）和印佛經(jīng)的紙張。
?日本
與日本的外交關系在1380年已經(jīng)中斷，因為朱元璋懷疑日本人與他的失寵的大臣胡惟庸相勾結，企圖篡奪皇位。關系在1399年首先被足利將軍三世義滿（1358年—1408年）恢復，他剛在西日本建立起他的權威。這位揮霍的將軍對中國文化的愛慕是由他周圍的禪宗僧人培養(yǎng)起來的，他急于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系，這部分地是為了從有厚利可圖的對華貿易中獲益。1399年，他派一個使團帶了一封頌揚的信件和貢品到建文帝的朝廷；使團受到良好的接待。義滿的第二個使團在1403年晚期抵達南京，在隨帶的信中，將軍自稱“臣日本王”，此事在日本史上是一件非同尋常和有爭議的事件。這是來朝新帝的第一個外國使團。
朱棣即皇帝位后，曾經(jīng)派遣使臣詔諭日本國。永樂元年（1403），朱棣再遣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可是，他們還未成行，日本國王源道義的使臣已抵至寧波。十月十一日，日本使臣一行來到南京表貢方物，明成祖朱棣優(yōu)禮相待，對其所攜帶的兵器等違禁物品，也特準出售。日本使臣還國時，朱棣遣官護送，并帶給源道義國王冠服、龜鈕金章及錦綺、紗羅之物。從此，兩國間恢復了洪武末年以來幾乎斷絕的友好往來。
朱棣看到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并作出了積極的反應。他高興的是，日本的將軍表現(xiàn)出承認他的宗主權的姿態(tài)，并且已同意控制相互間的貿易和在結束日本在中國沿海的海盜行為方面進行合作。1403年9月，朝廷向日本商人重開寧波、泉州和廣州的市舶司，并派大臣趙居任去日本締結商業(yè)協(xié)定。該協(xié)定規(guī)定，在建立了稱之為勘合制的公認的和有節(jié)制的貿易形式后，將軍的代表獲準在寧波貿易，同時要遞交與市舶司的中國官員所持的勘合相合的特定的勘合。貿易使團不得超過兩艘船和200人，不得攜帶武器，應每十年派出一次，不過最后一條規(guī)定在以后繁忙而正規(guī)的貿易中被忽視了。
在1404年至1410年期間，中國和日本經(jīng)常互派貿易和外交使團。這種真誠的關系因義滿的善意而得到促進；他履行了逮捕日本海盜并把他們送往明朝廷的諾言。當義滿于1408年去世時，朱棣告誡他的繼承者義持繼續(xù)鎮(zhèn)壓海盜。但在1411年，義持拒絕接待中國的使團，并在以后六年中中斷與明朝廷的關系。新將軍擺脫了他父親周圍的禪宗僧人，采取了一種孤立主義的政策。1417年11月，在中國沿海抓獲了一些日本海盜以后，朱棣又試圖與義持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將軍宣稱，日本諸神禁止與外國來往，他的父親已經(jīng)被他的顧問引入歧途。這樣，官方的大門再次對中國關閉，不過私人的貿易通過日本南部的諸港口仍在繼續(xù)進行。
?東南亞
在永樂年間，明朝在東南亞的影響達到了最高峰；這個區(qū)域是朱棣主要關注之處。鄭和的探險性遠航把最重要的東南亞諸國劃入了明朝政治勢力范圍之內。進行這些遠航是為了通過和平方式擴明朝的影響，加強其南部邊境的安全，和通過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動以壟斷海外貿易。外國響應這些主動行動，這不但因為它們擔心拒絕會遭到軍事報復，而且因為它們看到了與中國建立關系會帶來巨大的商業(yè)利益。
1402年至1424年期間，明朝廷派了62個使團至東南亞各國，并接待了95個回訪的使團；這不算派至安南和從安南派來的使團，因為安南在1406年至1427年期間是在明朝的統(tǒng)治之下。這些使團建立了與大部分重要國家——從菲律賓至印度洋、波斯灣和非洲東岸——的聯(lián)系。
朱棣派使者攜帶宣布他登基的詔書至東南亞各國去建立關系；當這些國家作出反應時，他就經(jīng)常派使團向它們的統(tǒng)治者贈送禮品，禮品包括歷法、絲緞織品、瓷器和銅錢。朱棣還為兩個東南亞國家撰寫銘文并賦詩，一次是在1405年為馬六甲王寫的，一次是在1408年為浡泥王寫的。這些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以證明朱棣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及與其統(tǒng)治者的特殊關系。外國統(tǒng)治者則回派正規(guī)的納貢使團來華，并隨帶諸如貴金屬、香料、異國動物等土產(chǎn)；支付這些物品的代價都很高。
可以從占城、暹羅、馬六甲、爪洼和浡泥的事例中看到比較重要和持久的各種關系的不同類型。在這個時期，中國公開宣稱與占城有一種特殊的關系，因為它們在安南互有牽連。但在1414年以后，當中國人拒絕歸還安南奪取的占城領土時，關系轉向緊張。占城人經(jīng)常攻擊派往他們國家的外交使團和騷擾在安南的中國人，可是一直沒有脫離正規(guī)的納貢制度。暹羅是東南亞半島最強大的國家和中國的最老的朝貢國之一。中國的興趣在于限制暹羅去侵犯馬六甲，而暹羅的朝廷則注意到中國的壓力，因為它幾乎每年派納貢使團到中國而從中得益。
馬六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位于香料貿易路線上。朱棣在1403年10月派一個使團到那里去建立關系，并授予它特殊的地位。有三個馬六甲王率領他們的國家代表團到中國，使朱棣大為高興。在與爪洼的關系方面，朱棣設法阻止它向馬六甲內部擴張，和保持南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貿易暢通。可是中國不可避免地介入了東爪洼王與西爪洼王之間的戰(zhàn)爭。在1408年至1409年鄭和第二次遠航期間，當他手下的170人登上了他的對手西爪王聲稱擁有的海岸時，他們被后者所殺，從而迫使鄭和進行軍事干涉。中國人接受了賠償和道歉，并恢復了外交關系，但中國人利用連續(xù)的幾次航行，把爪洼置于監(jiān)視之下。浡泥在當時相對地說并不重要。但浡泥王是訪問永樂朝廷的第一個統(tǒng)治者，從而給了朱棣強烈的印象。它被給予比憑借它的國土面積和力量應得的更大方的待遇。
朱棣在他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中表現(xiàn)出靈活性；他愿意利用各種方式去達到他的政治、軍事、文化和商業(yè)的目的。外國的反應取決于以下的幾種情況：明朝外交主動行動的性質；它們與明朝的權力中心的距離；它們對安全和貿易機會的關心。從1405年至1421年的十多年中鄭和巨大艦隊的威嚴的陣容，在整個這一區(qū)域中擴大了強大的中國的形象，并給貿易和外交帶來了持久的影響。但事實也很清楚，隨著1413年以后中國在這一區(qū)域的外交活動的放松，當朝廷的力量專注于北方的事務時，這些國家能夠在納貢制度建立的規(guī)定的宗主-屬國關系中便宜行事。
鄭和下西洋
朱棣還力圖把他的影響遠遠擴大到南海、印度洋和極東地方的國家和王國中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分別在1405、1407、1409、1413、1417和1421年對當時所謂的“西洋”進行了六次壯觀的海上遠征。所有這些遠征由宦官鄭和和他的副手王景弘（后來官方名字為王貴通，約1434年死）及侯顯指揮。這些遠征都由從事外事活動和為皇帝求寶的宦官組織。遠征的開銷不僅來自皇帝的私囊和皇帝的代理機構，而且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負擔。
遠洋航船是在南京龍江船塢建造的，水手招自福建，遠征從福建的港口啟航。船隊所包括的船只，大者為九桅的中國平底帆船，長444英尺，寬186英尺；小者為五桅中國平底帆船，長180英尺，寬68英尺。船隊由約27000名水手操縱，所載的貨物包括上等絲綢、刺繡和其他奢侈品，作為在航程中贈送給當?shù)氐慕y(tǒng)治者的禮物。
評價
正面
永樂盛世是中國封建時代最輝煌的時期之一。統(tǒng)治中國的永樂皇帝朱棣一直抱有恩威遍施海內的“雄才大略”，而盛世雄厚的國力為這個“大一統(tǒng)”信念的實現(xiàn)奠定了基礎。
永樂盛世的出現(xiàn)，把中國具有數(shù)千年悠久歷史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為當時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心。
朱棣留給明代后來的君主們一項復雜的遺產(chǎn)。他們繼承了一個對遠方諸國負有義務的帝國、一條沿著北方邊境的漫長的防線、一個具有許多非常規(guī)形式的復雜的文官官僚機構和軍事組織、一個需要大規(guī)模的漕運體制以供它生存的宏偉的北京。這只有在一個被建立帝國的理想所推動的朝氣蓬勃的領袖領導下才能夠維持，這個領袖能夠不惜一切代價，并愿意把權力交給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職能。永樂帝的直接繼承者都不具備這種英勇的品質，但是他們仍然堅持他關于帝國的遠見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礎。
以后的幾代皇帝并沒有他那種對帝國的認識，還認識到維持他的政策的代價，開始收縮和重新鞏固帝國的行政。但是，他們不能解決他們采納的國家政策和必須賴以進行統(tǒng)治的制度之間的內在矛盾。雖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強，政府的開支也減少了，但耗費巨大的軍事組織、北方的京城和漕運制度仍必須維持。軍事收縮無意地削弱了邊防，從而給以后的統(tǒng)治者們造成了許多問題。在所有這些方面，朱棣比朱元璋對以后明代歷史的進程具有更大的影響。
參考資料
[1]
《劍橋中國明代史·永樂統(tǒng)治時期》 · 國學網(wǎng)[引用日期2014-04-07]
[2]
朱棣 · 中華英烈祠[引用日期2016-12-03]
[3]
寶船廠，鄭和艦隊從這里啟航(圖) · 搜狐網(wǎng)[引用日期201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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